救命的四分钟
佘飞在6月28日的整个晚上，都在北医三院眼科一楼的大厅里演示“心肺复苏术”。
他向人们讲解如何进行这项“回春有望”的按压术:
病人一定要仰卧在硬板床上或地上，否则施压后无法判断是胸腔起伏4?5厘米还是床垫在起伏;头部要侧一点，以免呕吐物呛到气管里;头部不要高于心脏水平面，以利按压时增加脑部血流。
急救者站在病人左侧，找到心脏按压时的着力点：沿两边肋弓往上找，找到胸骨中结合两边肋骨的位置——剑突。从剑突向上两个并排的手指，这就是心肺复苏术的按压点——胸骨柄。
急救者的双臂必须伸直，肘关节不能有一点弯。这样才能借上半身力量，将胸骨下半部向脊柱方向有节奏地冲击性按压。力度应该能使患者的胸骨下陷4?5厘米。它的原理是，使心脏间接受压，排空心内血液。放松压迫时，胸骨又借两侧肋骨和肋软骨的弹性而恢复原位，心脏同时被解除压迫，加之胸内负压增加，静脉血即可回流至心房，以充盈心室。
按压的频率每分钟100次，每按压30次，进行相连的两次人工呼吸，每次一秒钟，人工呼吸时一定要捏紧患者的鼻孔。心肺复苏在急救中起到关键的作用，在120或999尚未来到的时间段，要不断地进行心肺复苏术。有时患者能够改善供血状况甚至醒来，但是即使没有醒来，也不要放弃努力，一直按压到急救车的到来。
致命的四分钟
在心脑猝死的急救中，时间就是生命。
心脏在心肌梗死后，就不能往全身供血，大脑也就面临着缺血缺氧的危险时刻，而脑组织对于缺氧极为敏感。大脑缺氧4分钟，就会造成脑死亡。脑死亡是判断一个生命结束的标志。
北京120急救中心主治医师贾大成从事急救已经20多年，他告诉《新世纪周刊》，在心脏骤停发生后，心音、脉搏、血压消失随即消失。此后的3秒钟是患者出现头晕、恶心等不适症状的时期;第4秒双目出现黑朦，也就是平常所说的“两眼一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只要10?20秒就会进入室颤，由于室颤而导致的大脑严重缺血缺氧会使人丧失意识、同时会伴随抽搐;在半分钟左右患者即出现散瞳;如果不采取心肺复苏术，在一分钟内患者就会停止呼吸，有的还会大小便失禁。
脑组织在缺氧4?6 分钟后将发生不可逆的损害，10分钟以上进入脑死亡。
因此，在猝死发生时，抓紧发病开始的分分秒秒进行抢救最为关键。
猝死可以预防
猝死即使来势汹汹，还是可以预防的。从专业的角度上可分为三级预防：
初级预防在没有基础疾病的人群中开展，侯耀文即属于这一类患者，有1/4的的猝死者与侯耀文一样。初级预防的具体方法是对健康人做定期体检。
次级预防应该在马季这样明知有冠心病或心脏异常的人群中进行。他们应该戒烟、控制体重、避免精神刺激、适量运动、生活规律并积极治疗原有的疾病，家里除了备有抗心律失常药物之外最好备有除颤器。
从事急救工作20多年的贾大成说，急救是全社会的事，他还有句名言:“你猝死，最好别指望120”——关键时刻只有4分钟——为此他已经为全北京2/3以上的大学进行过急救培训。
减少猝死，最根本的还是保持健康的身体，因此运动是预防这一急症的良方。
心脏病专家胡大一教授，每天身上都佩戴一只计步器。即使是开会中间两分钟的休息时间，别人去倒杯水或聊两句，他就一个人走来走去，同行们喜欢问他一句:“又走呢?今天走多少了?”胡大一看一下计步器:“7000了，还有3000步要走。”
张福春1999年在德国莱比锡大学莱比锡心脏中心作访学感受最深的，是德国心力衰竭的病人能够通过运动锻炼恢复到正常工班的状态。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步行，是张福春给健康人和心脏病患者开出的一张最安全的处方，他说，步行在相同能量消耗下，效率是最高的。“当然，胡大一每天一万步，是他给自己提出的高标准。对于一般体质的人每天六七千步还是必要的。”张福春补充。
心血管病人在运动时，要注意不能参与过冷或过热的运动。对于心脏病患者游泳、爬山、力量型运动、竞技运动都被禁止。中速或慢速的自行车运动则被提倡。
心脏病患者通过医生指导下的运动能恢复到病前的生活品质，甚至更高级的阶段。医生通过对“运动心电图”的分析，可以给患者制定出一个合适的运动量，在这种科学的指导下，每两周、每个月，患者都能有明显的感受。对于正常人来说，“运动心电图”还能够帮助测定人的运动潜能。
张福春向习惯以车代步、夜宴加班的白领们提醒，最好在办公室放置一辆功率自行车，或者每天定时做工间操。他有位患者是一家公司的负责人，后来这位负责人每天工间坚持做工间操，并且带领全公司一起做。后来他发现，全体同事一起做操不仅健身，还能加强联谊，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沟通。
我们正在走上欧洲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老路子，
一切的弊端都已呈现，
新的生活革命正在开始
汽车，在21世纪初年的中国，有了另个一名字:代步工具。
在中国这个自行车王国里，这种机械工业制品因为各种政策的倾斜而在大城市拥有不断上升的保有量。
以中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北京为例，2004年北京私人汽车保有量突破100万辆时，媒体称“汽车时代”正向我们走来，“新中国成立55年来，北京市已从‘自行车王国’进入到‘汽车社会’”。这种具有划时代气息的文字，愉快地透露出一个信息:“北京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由过去的‘温饱型’、‘小康型’开始向‘富裕型’、‘享受型’跨越。”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就在北京市汽车保有量从100万向200万迅猛发展的2005年冬天，一位在30年前刚刚拿到哈佛大学MBA学位便跑到北京骑自行车转全城的美国人，兴致勃勃地在他40个小时的访华日程中，要求安排出一个多小时在北京重温一下骑自行车的快乐感觉。
这个人就是美国总统布什。
就在布什走后一年，2006年末，这座城市民用汽车保有量达到244.1万辆。从那时以后，绿色奥运、人居环境、空气质量、可吸入颗粒物等词日益为人们所熟悉。
告别了自行车的北京人，并没有把因开汽车省出的时间用来改善生活质量。
而在布什的祖国，自1995年以来，中小学校一直在推行一场名为“新体育课”的运动，这项声势浩大的运动只有一个目的，通过改良体育课程的设置，吸引小学生喜爱上运动，从而改善体质。
美国人的生活，被一些研究者称为“运动消极”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的典型特征，就在于运动不再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社会要发展、竞争在加剧，这些都不可逆转。主动与积极是人类能繁衍至今的本能，人在不适应的生活环境中，必将调整出一种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这个时代重新寻找和确立一种新的活法。中国渐渐跌入现代化的陷阱之前，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对上个世纪末的生活进行过检讨。
当一个个体的生存或死亡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具有了社会性，那么它便不再是个体行为，它的改观也不再是一个个体所能承担的。因此在社会转型期建立一种科学而健康的生活方式，也需要有相关法律、制度的支持。
1995年实施的《劳动法》中第45条明确规定:“国家实行带薪休假制度，劳动者连续工作1年以上可享受带薪休假。”之所以强调带薪休假，就是为了区别黄金周那种人山人海身心疲惫的旅而不游。
一些在中国落户的跨国公司，延用它们在国外公司的惯例，突破中国企业的传统，专门为自己的员工聘请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提倡给员工带薪的假期、坚持每周40小时的工作时间、工余督促一定的健康房运动量；但这样的企业以及企业文化与中国更为广大的用工单位相比不过是九牛一毛。
人作为一个社会动物，最大的压力还是来自于社会，对于个体，社会的最直接代表就是他供职的机构。所以对于每一位自食其力的工作者，能够为他松绑的机构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单位”。而跨国公司的一系列人性化的待遇，不失为一个镜鉴。改变生活方式的重点之一，就是改变工作方式。
中国人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汽车电梯加班挣钱的日子刚开始没几年，就发现了它们所带来的弊端，肥胖、体质下降、猝死的高发让人们收敛了笑容。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在2005年曾经发表署名文章，来提醒中国人应该改变生活方式以应对这个时代，他说:“当前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因素，一是缺乏锻炼，二是摄入热量过多。大量科学研究表明，肥胖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高血脂症等慢性病的重要危险因素。”他认为，中国人迫切需要来一场膳食革命，以应对每天热量消耗大幅度下降的现状。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杨晓光研究员说，调查显示，在我国18至44岁的成年人中，有83%的人没有参加体育锻炼。他说:“如果这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继续下去的话，未来我们会有4亿人超重，2.1亿人患病高血压。”
致力于运动与心脏病康复的张福春大夫向习惯以车代步、连夜加班的脑力劳动者建议，最好在办公室放置一辆功率自行车，或者每天定时做工间操。工间有15分钟的运动时间，并能达到运动微汗的效果。这是最具体、最简便易行的运动方案。
中国有种说法叫“富日子当穷日子过”，这句朴素的话可以理解为每周留几天骑车上班，也可以理解为少吃高能量食品，还可以落实到一些体力劳动上，它一下子就把欧美各国上个世纪后半页的所有生活潮流诸如“环保潮流”、 “流汗运动” 、“简单哲学”等全概括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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