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对于许多尿毒症、肝硬化病人来说,器官移植是挽救生命的最后手段。不少患者只有接受新的肝脏、肾脏,才能将生命延续下去。然而,我国器官移植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中国约有150万名尿毒症患者,等待换肾的患者约30万人,但每年进行肾移植的只有3000余例。
器官捐献举步维艰,医学界大力提倡的亲情移植,也由于传统观念、怕伤及自身等原因,陷于尴尬境地。器官移植,路在何方?
幸运的24岁小伙子
“现在,除了需要定期吃抗排异药,我感觉跟没得病时一样,天天摆地摊也不觉得累。农忙时回家干活,我还照样开三轮车拉庄稼。”24岁的侯景雷说。
然而,就在一年前,侯景雷还是一个晚期肝硬化患者,随时可能与死神做伴。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一次成功的肝移植手术,把他拉回常人的世界。
12月15日傍晚,初冬的郑州掩映在暮色中,京广北路东侧的一家小店已亮起了灯光。“景雷花店”——门头不大,却充满了暖意。“景雷还没有回来,还得等一会儿。”见到记者进来,母亲张金花赶紧迎出来。
小店有十来平方米,叫“花店”实在有点夸张。因为店里连一朵鲜花都没有,东面和北面墙上钉着长长的货架,稀疏地摆着小食品、日杂百货。
“这个店还赔钱哩,主要是没钱上货,有点钱都给景雷吃抗排异药了,一个月得3000多元。景雷和他爸四处摆地摊,挣几个钱。”张金花说。
不大会儿,侯景雷和父亲侯加军回来了,热情地招呼着记者。侯景雷留着小平头,显得十分精神。
“你别看俺现在日子不咋样,以前可是俺庄数得着的好户。”侯景雷是卫辉市上乐村镇段庄村人。家里早就置办了收割机、拖拉机,母亲张金花还会做生意,一家人日子过得很滋润。
2003年秋天,侯景雷突然肚子不舒服,到医院被确诊为肝硬化、肝腹水,其后的两年里,家人带着他辗转于新乡各个医院,家底也不断地“送”进了医院,却阻止不了病情一天天恶化。
2005年6月,带着从信用社办的1万元贷款,侯加军夫妇把儿子送进了郑大一附院,这时侯景雷的肚子大得已像个孕妇了。
郑大一附院副院长张水军带领专家会诊后得出结论:最后的希望只有肝移植。
钱!缺钱!对于这个原本富裕的家庭来说,对于钱的担忧要远远大于对手术风险的顾虑。“当时,媳妇一直闹离婚,女儿才一岁多,这个家眼看要散了。”侯景雷回忆道。
关键时刻,郑大一附院捐款10万多元,为侯景雷做了改良背驮式肝移植手术。据张水军介绍,肝移植手术后,很多病人与常人无异,效果十分理想,目前全球肝移植患者存活最长的达31年,国内也有存活十几年的病例。
等待换肾30万幸运患者3000人
12月16日,河南中医学院一附院肾病科病房内,16岁的李乐(化名)躺在病床上,脸部浮肿得像一名30多岁的女性。主管医生悄悄告诉记者,这个女孩已到了肾衰晚期。
李乐来自淮阳县,两年来,她一直在广东东莞一家皮具厂打工,一天到晚的工作就是为手机皮套刷上一层漆。几个月前,李乐突感肾区不适,到医院检查发现已经出现肾衰。
回到老家后,父母带女儿到郸城县一家肾病医院治疗。在医生的指导下,李乐用了一段时间激素,面部浮肿却越来越严重了。无奈,一家人才带着东拼西凑的医疗费来到郑州。
在病房内,她母亲见了肾病科张翥教授就问:“不知道能不能做(移植)
手术?就是砸锅卖铁,俺也给妞治病!”
张翥无奈地说:“你就是想做也做不成啊,没有肾源。”
包括肝移植在内的器官移植,已经成为不少患者的“最后一根稻草”。但供体严重匮乏,使器官移植成为无源之水!
据中华医学会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有大约150万名尿毒症患者,等待换肾的患者约30万人,每年却仅能做3000余例肾脏移植手术。
供体缺乏最大的困扰,就是自愿捐献者太少。截至目前,我国仅有24人无偿自愿捐献了器官,100多人因此而受益。
为什么我国自愿捐献器官者如此之少?国人观念落后,要求死后保全尸身是一个原因,但更多的自愿捐献者面临一个尴尬——由于我国缺乏脑死亡法律法规的支持,不少自愿捐献者最终未能如愿。
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副主委、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陈忠华教授日前透露,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共接到39个器官捐献的请求,捐献意愿全部由捐献者亲属提出。但最后捐献成功的只有24例,另外15例尽管捐献者亲属已经签订知情同意书,但最后未成功实施。
捐献失败的原因,并非不符合接受移植者的需要,而是种种始料未及的理由:有的因为所在医院行政主管觉得风险太大,而拒绝实施;有的是在上报上级主管部门后被禁止实施;有的则是相关部门提出的意见无法实现,最终放弃。
不过令人欣慰的是,近期在广州闭幕的全国器官移植高峰论坛上透露,为推动捐献器官移植手术的发展,目前脑死亡立法问题正在积极酝酿中,草案已提交全国人大。
37岁的冯书毅体内装着爱妻的肾
在自愿捐献遭遇瓶颈,供体严重匮乏的情况下,亲情移植就成为医学界大力倡导的方向。据介绍,所谓亲情移植,就是亲属之间无偿捐献器官用于移植的行为,主要包括父子(女)、母子(女)、兄弟姐妹以及夫妻移植。目前,国家限定五代以内的亲属方可捐献器官。
37岁的冯书毅就是亲情移植的受益者之一,他笑着说,自己的身体内装着一颗“爱妻号”肾脏。
今年5月4日,身体一向很棒、爱大口喝酒大块吃肉的冯书毅突然被尿毒症击倒。在河南中医学院一附院,医生告诉他必须换肾,冯书毅“当时一下子就蒙了”。
虽然肾源十分紧张,但冯书毅还是“幸运”地获得了一个新鲜的肾脏。8月16日,移植科王光策副主任医师成功地为他做了肾移植手术。手术后他才知道,这个肾是妻子捐给他的。
妻子崔艳红是鹤壁市鹤山区第三小学一名教师,丈夫患病后的一天,她从电视上看到一个人有一个肾就能健康地生活,就萌发了给丈夫捐肾的想法。
崔艳红把这个想法告诉家人,家人给她泼冷水说:“你妈是B型血,哥哥和大姐是AB型血,二姐是A型血,冯书毅是O型血,你不可能是O型,两人的血型肯定不合。”崔艳红不甘心,偷偷到医院一查,居然是O型血!
尽管做过300多例肾移植手术,王光策副主任医师至今仍感慨万分:“经过基因比对,崔艳红和冯书毅6个基因位点全部吻合,这是同卵双胞胎之间才会发生的奇迹!”
近日,冯书毅来医院复查,记者见到了精神状态不错的他。他说,手术后住了一个月院,出院一周他就上班了,现在“身上有劲,每天看见太阳出来,觉得可有味儿,脾气也变好多了。呵呵,媳妇的血肉到了我的体内,她的脾气也传给我了”。
“媳妇跟过去一样,衣服都是她洗。怕她肾脏有负担,我不让她吃盐,不过我定期给她买道口烧鸡吃。”提起媳妇,冯书毅十分自豪,“这一辈子能遇上这么好的媳妇,值了!”
伉俪情深几乎抵得上手足之情。据王光策介绍,夫妻之间的肾移植虽然配型成功率很低,但一旦配型成功,夫妻供肾的效果仅次于同卵双胞胎,这可能是夫妻之间因长期共同生活而产生了免疫耐受性。另外,夫妻捐肾可增强夫妻感情,有助于肾移植患者的健康生活。这种捐赠值得倡导。
即使只有半个肾脏仍然可以正常生活
冯书毅的幸福反衬出了大多数患者的伤痛。
虽然医学专家一再提醒,人体只有一个肾脏或捐献半个肝脏,根本不影响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但种种原因,让多例亲情移植被迫“搁浅”。
年轻的弟弟患了尿毒症,急需肾移植,而姐姐经配型成功,本是同根生,姐姐决定移植一个肾脏给弟弟,但姐夫死活不同意,婆家甚至宣称一旦残疾了要娘家负责。这时,本已燃起重生希望的病重弟弟一蹶不振。还有兄妹之间配型成功后,捐献者“神秘失踪”的情况。王光策说,在医院,这样令人痛心的场景经常上演。
王光策分析说,捐献者及其家属对移植手术不理解、担心捐献后影响生活质量是最大的障碍。其实,医学实验早已证实,人有一个肾脏可维持正常代谢,很多先天的独肾人就是明证,不仅如此,当把仅有的一个肾切除1/2,肾脏化验结果仍然正常,当切除只剩1/4肾脏时,人才会出现恶心、厌食、水肿等不适症状。医生在进行肾移植之前,都会根据捐献者的身体状况进行评估,只有在完全保证捐献者安全的前提下,才会做移植手术。
除了捐献者患有精神病、广泛转移性肿瘤以及80岁以上、严重感染者,一般人都可捐献肾脏。上海市规定,为了杜绝器官买卖现象,即使是亲情移植,也必须在公证处进行公证,目前这一做法已被全国许多医院借鉴。
专家对于亲情移植“搁浅”的现状充满忧虑:“我们只能向捐献者说明捐献行为没有危害,但不能做思想工作,‘诱导’捐肾,这会违反国家有关器官移植的规定。“
肾源交换让更多患者受益
在国外,器官来源一直都不是问题。
法国、西班牙、意大利、阿根廷等国家对捐献器官实行“推测同意”制度,即所有成年公民都被“事先认定”是器官的捐献者,除非他(她)曾向有关部门声明死后不愿意捐献器官。我们的近邻日本,实行的是“指定同意”制度,即如果一个人生前表达过捐献意愿,亲属在他(她)死亡后就得允许捐献器官。
在亲情移植领域,一旦患者所有的亲属都无法与患者配型成功,该怎么办?目前国际上倡导一种“肾源交换计划”,即在不同家庭的亲属之间进行肾脏互换,这样可提高配型几率。
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于2001年开始建立器官移植配对系统,是美国率先建立这种系统的医院之一,目前已有22位病人因此顺利接受了肾移植手术。
今年11月,该院进行了一次史无前例的手术,同时为5名患者换肾,加上捐肾的5人,共有10人同时参加手术。在5名患者中有3名男性、2名女性,其中4名患者分别带来一名准备捐肾给自己的亲属,但是这些患者与自己的亲属均配型失败。另一名患者本来在等候死者捐肾的,医院另外找到了一名“无私”捐肾者——罗斯坦女士,将上述10人组成可以成功配型的5对,5人捐赠,5人接受,从而开展了这次史无前例的大型“集体手术”。医生说:“正是罗斯坦女士的无私奉献,才使得这个多米诺骨牌式的移植手术得以成为现实。”
据悉,目前“肾源交换计划”在中国还未尝试过。多名器官移植专家均表示,这种完全不涉及金钱交易的捐献互助模式将成为一种新趋势,关键是国内谁将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受益者。 (责任编辑:王乐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