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昆明出现了一种新的职业——“医闹”。他们每天穿梭于各大医院寻找“商机”，然后采取或在医院门前拉起横幅，或将死者抬到医院门诊大厅等方式，向医院索取高额赔偿，他们再从中分红。

　　“医闹”害莫大焉

　　“职业医闹”的出现给医院、患者及社会带来多方面的严重负面后果：一是开了以“恶”解决医患纠纷的先例。

　　如果过激的维权方式屡屡得手，就会在社会公众中产生以取闹方式来维权的模仿跟进，使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二是助长了不良势力的滋长。谁也无法逆料今天的职业“医闹”不会发展成明天称霸一方的恶势力；三是恶化了医患之间的关系。不仅给医务人员带来人身伤害，而且还诱发新矛盾，激化潜在矛盾，加剧医患之间的不信任。职业“医闹”暴露出来的问题告诉我们：如何创造更加和谐的医患关系是亟待解决的大问题。不妨好好解剖“职业医闹”这个标本，以便找出更多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的经验。       安徽省巢湖市  丁仁

    能“私了” 行规下的怪胎

　　医患纠纷发生后，患者一般先寻求“私了”，其次会采取非理性维权行为，通过各种手段软硬兼施，核心还是寻求私了，最后实在不行了才选择公力救济。为什么“私了”最受作为弱势群体的患者青睐呢？

　　根源在医患之间的高度不信任关系，其集中表现在对病历的不信任，担心病历受到有利于医院利益的修改，担心即使耗时耗钱耗人得到的鉴定从源头上就身陷联手同盟的陷阱。

　　2002年国家颁布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其中，“私了”作为一种有效的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出现在《条例》中。但正是私了导致了“医闹”的出现。在极度丧失信任的心态下，在没有法律保障和行政确认的前提下，医患双方的“私了”，容易变得更加不理性和偏执。                     山西省太原市  高点

　　患者维权的次优依赖

　　“职业医闹”其实跟“职业讨薪”有着某些相似之处，最终都从客观上维护了弱者的合法权益。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医闹族”采取的非常手段，有些患者恐怕就难有效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了。采取正常途径难以维权的受害患者，借助“医闹族”的力量帮着讨公道，实在是别无选择的路径。何况，饱经病痛折磨及经济损失的患者们，还得把获赔中的相当部分“分割”给“医闹族”呢。从成本与风险角度讲，若不是患者们迫不得已，也绝不会花钱雇请“医闹”去“闹”的。

　　我并不赞成这种“医闹”行为，更不希望它泛滥成风；但我又认同它在客观上所起的积极作用。若不尽快消除明显存在的社会弊病，就会有更多五花八门的荒唐“职业”亮相。         四川省南充市  张麦

    取缔不如取代

　　对于“医闹”，单纯的取缔固然十分简单，但取缔之后，不能不考虑一个问题，谁来保障医患纠纷中占弱势的患者一方的利益？因此，取缔不如取代，职业“医闹”所能起到的积极作用必须要有合法的机构来完成。具体做法，应该是社会成立第三方机构，比如“医疗纠纷救助中心”。这样的机构，其员工拥有完备的法律知识和医疗知识，在患者和医院发生医患纠纷的时候，可以作为患者的代言人，来和院方对话，以便解决问题。

　　当出现医疗纠纷，而患者的维权成本又过高时，患者自然会选择成本较低的“医闹”，而要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必须要有合法的机构来取代非法“医闹”，降低维权成本，提高维权的成功率。     湖北省咸宁市  欧木华

　　最高工资

　　垄断行业职工过高的收入是造成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悬殊的一大诱因。采取措施调整垄断行业过高的收入迫在眉睫且符合绝大多数民众的意愿。笔者建议像建立最低工资标准一样，在垄断行业建立全国或各省（市、自治区）最高工资标准制度。

　　具体的操作办法是，国家或各省根据一定时期全国或各地的平均工资水平测算出一个工资上限，要求垄断行业严格执行，其管理层和员工的工资收入不能超过这个最高标准；同时禁止违规额外发放补贴，或者享受垄断福利，对于违反制度规定者予以严厉处罚。对于亏损的垄断行业一律不允许享受最高工资标准。      湖北省武汉市  方家平

　　一本通沈阳市开始通用门（急）诊病历制度，市民到市级以下（含市级）的所有医疗机构看病，只需要一本通用门诊病历就可畅通无阻了。

　　病历之痛，很大程度在于不“通”。有了“一本通”，患者去医院时再也不用翻箱倒柜寻找相应病历了。病历互相通用，不仅为患者节约了买病历的费用，也减少了重复检查的次数。实行一本通，患者每次的治疗都记录在案，使患者病历具有连贯性，这样不仅有利于患者保存，也利于医生正确诊断。

　　从这个意义上说，沈阳做法难能可贵，给全国带了个好头。笔者期待更多的城市实行通用病历一本通，让患者手持一本病历在全国范围畅通无阻。     山东省淄博市  解本友

　　法律缺失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对“切除智障少女子宫案”的四名被告以故意伤害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缓刑）和拘役。

　　被告律师认为，此类手术比较常见，判罪开了危险先例，并指出我国目前存在法律上的空白，不能因为法律的漏洞而追究手术实施人的责任。笔者认为，就适用该案的法律而言，存在空白和缺失的“法律”只是授权相关单位对智障人员实施手术及相关程序规定的缺失。

　　在保护公民身体健康方面，我国是不存在法律空白和缺失的。我国民法和刑法对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违法犯罪行为都规定了明确的法律制裁措施。具体到智障人员，法律没有授权实施手术的规定，但却有明确的不得实施手术，避免使其受到任何人身伤害的规定。

　　我国没有特别法授权对智障女孩实施切除子宫手术，那么任何人都无权以任何理由进行手术，否则就是对其人身的伤害，就要承担一般法规定的法律责任。我们不难看出，对于本案来说，我国只存在对被告人“开罪”的法律缺失，而不存在对被告人“定罪”的法律缺失。                山东政法学院  李克杰

　　公共演习

　　辽阳首次举行突发事件大演习，一些市民对政府大演习没有事先进行告知提出了质疑。

　　演习的目的在于锻炼相关部门应对突发性公共安全事件的能力。之所以保密，想来是要在逼真的环境下取得最真实的效果。但演习毕竟不是实战，就应该遵循一个基本的前提：不能“扰民”，要保证公众面对演习不致慌乱，甚至干扰现有的社会秩序。

　　说来说去，涉及公共安全的公共演习能否不再搞信息封锁了？对于演习的一些深层次信息，如演习的事项、具体步骤、内容等，保密是必须和必要的；但演习的时间、地点之类不对演习构成影响的基本信息，有关部门不妨提前通过媒体向公众公开。

(责任编辑：余海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