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中国经济季报》认为消费支出目前仍难成中国经济增长主要动力——

　　虽然2005年以来中国的消费支出开始增强，但仍然不足以替代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称，对于中国来说，扩大社会保障网络对于目前拉动消费和促进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世界银行专家提出，很重要的原因是社会保障网络的欠缺，未来养老、医疗及教育的成本的不确定性影响着每一个家庭的储蓄，而只有消除这种不确定性才能促进个人消费。“中国应当以国家行动计划来开发社会保障系统。”世界银行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副行长孔杰忠说。

　　在世界银行3日发布的《中国经济季报》中显示，包括消费在内的国内需求在第三季度加速增长，使经济增长率保持9．4％的高水平。其中，曾经受到2004年紧缩措施影响的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在今年开始复苏，并在最近几个月保持10%至11％的同比增长率；以个税改革和取消农业税为代表的几项税收措施对家庭带来收入增加并提高了整体居民的消费水平。但总体来说，2005年中国经常账户盈余预计将创记录地达到ＧＤＰ的6％以上，消费很可能继续滞后于投资，“个人消费和政府消费的增长速度不会超过ＧＤＰ的增长速度。”

　　对大多数城镇家庭来说，住房、子女教育、医疗目前已成为家庭负担中的最主要部分，占据了他们收入的大部分。在教育、医疗和养老领域进行市场化改革的同时，中国对国民的社会保障水平严重滞后已是不争的事实。

　　有资料显示，中国目前80％以上的劳动者没有基本养老保险，85％以上的城乡居民没有基本医疗保障，城乡困难群体没有制度化的社会救助，1.4亿老年人和6000多万残疾人以及亿万妇女儿童缺乏必要的社会福利。国家对社会保障的投入严重偏低，国家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仅占总支出的2％左右，而国家财政收入事实上已经从1997年8000多亿元增长到2004年2.6万多亿元。

　　“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掌握那么多的资源完全能够使一个政府运转得很好，可是我们看到事实并非如此。”世界银行驻华首席经济学家郝福满谈到，即使是较低的保障水平，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差距仍然巨大。“因为中国富裕省份比贫困省份收入多得多，富省的人均开支是穷省的10倍。这样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多数穷省和广大农村地区缺乏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

　　以医疗卫生领域为例，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医疗保障水平令世界称道，“赤脚医生”成为中国特色的医疗体系的代名词。但90年代以后，医疗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卫生支出虽然一直在增长，但大部分花费在城镇医疗保险计划和补贴城市医院，而贫困省份和农村地区的政府卫生投入却远远不够。卫生需要越多的省份，政府卫生支出却越少。

　　中国政府希望经济增长减少对投资的依赖，更多地以稳定性更强的消费为基础，以合理的公共财政政策促进消费在ＧＤＰ中贡献份额。10月份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求经济增长方式朝着资源节约型、知识驱动型以及更加公平共享的方面转变。世界银行经济学家指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需要公共财政措施的配合：加强政府在教育、医疗卫生领域的作用，开支从投资转向医疗卫生和教育，并明确政府在提供经费方面的角色，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些将直接降低国民储蓄和投资，促进消费，同时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

　　研究东亚经济的学者高路易认为，由于缺乏必要的受教育机会、医疗条件，严重影响了下一代富裕的机会和希望，这不但损害了社会的公平，而且势必加剧贫富差距的程度，甚至影响到经济的发展。“比如，疾病不成比例地在公共卫生设施薄弱的贫困地区产生，然后传播到富裕地区去；比如聪明的孩子因为贫困失去上学的机会，这就影响到经济的效率。”他说。

　　在高路易看来，解决消费滞后以及贫富差距的办法就在于通过构建和调整公共财政支出政策，完善社会服务，并使之在全国分配得更均等。这种思路比采取单纯的税收和单纯的财政措施更能保证资源分配的有效性，因为前者可能会制约经济增长速度，而后者并不能减少机会的不平等。

　　世界银行对中国政府在公共财政领域作出的探索给予了赞赏。最近中国政府承诺在2010年前为农村儿童提供免费义务教育；另外中国提出调整公共财政资源的分配格局，逐步实现公共财政覆盖农村并向农村倾斜，为农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让公共财政的阳光覆盖农村”。

　　另一方面，郝福满强调，扩大社会保障网络，不只是增加政府的财政投入，还必须注意让各级政府更有效地管理资金，保证让钱用到刀刃上，包括项目组织效率、控制下级政府使用资金的方向等方面。

　　这源于世界银行对中国卫生系统改革所进行的调查。近年来，由于在政府医疗卫生机构中强化了经济激励机制，引发了一些不合理的现象。一项对村卫生室的研究表明，符合合理用药原则的处方不到1％；在另一项调查中，对阑尾炎和肺炎的治疗中不必要的开支高达20％。

　　世界银行呼吁建立一个平衡基金，用于从城市到农村的再分配，保证让农村和贫困省份分享到更多的社会财富，得到充足的社会保障和公共产品服务。同时调整发展模式，从资本密集型向劳动力密集型转变，减少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提升服务业质量和规模，以此来调整贫富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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