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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热议“如何对待安乐死”等医疗刑法问题

  医生不及时救治病人造成严重后果是否该追究刑事责任?

  医疗事故的鉴定和处理应该怎么进行?

  随便移植器官是否构成犯罪?

  如何对待安乐死?

  2007年10月27日,围绕着有关医疗的上述刑法问题,来自海峡两岸的顶尖刑法学者在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楼进行了一整天的高水平激烈讨论。

  尽管这是一场由人民大学刑法学研究中心举办的学术研讨,但由于医疗事关人的生命和健康,并且在现实中产生了诸多问题,这场研讨会吸引了社会各界的不少听众。

  出席这场研讨会的专家,除了号称“新中国刑法鼻祖”的高铭暄教授和台湾刑法学界权威、辅仁大学教授甘添贵之外,还包括诸多刑法学权威,如陈兴良、张明楷、周光权、梁华仁、梁根林、刘明祥等,甚至连日本著名刑法学家、早稻田大学教授甲斐克则也赶来参加讨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人民大学刑法学研究中心主任戴玉忠教授也出席了会议。

  “刑法学和医学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比如都讲究治病救人。”高铭暄教授说,讨论医疗刑法的问题,不仅具有理论价值,更具有实践意义。

  无钱不治病构成故意杀人罪吗?

  研讨会一开始,来自台湾东吴大学法律系的陈子平教授就直入主题,将话题引向了医生的“见死不救”行为。

  近年来,有医生因为患者没交钱或者其他原因,拒绝救治病人,对此,社会批评声颇重,有人呼吁修改刑法,设立“见死不救罪”。

  陈子平坦言,类似的问题在台湾地区也存在。他告诉大家,针对医生的“见死不救”现象,台湾地区的《医师法》早在1975年就规定,“医师对于危急之病症,不得无故不应招请,或无故迟延。”这一规定和日本《医师法》的规定颇为类似。

  根据台湾地区的1975法律规定,如果医师违反了上述义务,则要移送司法机关办理。不过到了2005年,《医师法》的前述内容有了修改,删除了移送司法机关办理的规定,只是由行政机关对医师或医院给予经济和行政处罚。

  会上有学者提出,医生的见死不救,从职业道德上确实应予谴责,甚至也可以对其实行行政处罚,但病人的病毕竟不是医生造成的,如果因为延误抢救而导致死亡或重伤,这种死亡也还是由伤病所致,不是医生的行为导致的,所以,轻易将不作为以“故意杀人”或者“故意伤害”追究那些“见死不救”的医生的刑事责任,有可能造成打击面扩大。

  吉林大学教授李洁就此分析认为,刑法之所以未对见死不救的医生设立特别的罪名,就是因为刑罚讲究“谦抑性”,就是不轻易追究人的刑事责任,这和现代法治文明相符。

  器官移植中的法律边界

  1998年10月15日,北京一家医院一位医生为了救治绝境中的急症病人,在备用角膜失效的情况下,从医院太平间摘取了死者的眼球,成功使两名患者复明。事后,死者家属发现了此事,便向公安机关报案,要求追究医生的刑事责任并赔偿精神损失。

  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如此行为很可能触犯了“侮辱尸体罪”或者“盗窃尸体罪”。

  在处理此案时,司法机关感到非常棘手。一方面,医生的行为并非自私,他只是为了拯救其他危重病人,另一方面,如果不处罚,对死者家属则说不过去。

  围绕医生的罪与非罪,北京医学界、法学界和伦理学界在当时进行了讨论,最终,这名医生被检察机关决定不起诉。

  大家讨论此案的同时,更把思路拓展到了器官移植所涉及的诸多法律问题。比如,窃取尸体器官,是否构成盗窃尸体或者侮辱尸体罪?活体器官移植是否构成故意伤害罪?由此展开,大家甚至探讨到了死亡标准的问题,是以脑死亡为准还是心肺功能全部丧失并脑死亡?

  针对有人完全否定器官移植的做法,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刘明祥教授认为,在现代医学条件下,对某些病症如果存在除了移植器官别无其他救治良方的情形,则应该允许器官移植,但这种移植应以事先取得许可为限。

  虽然支持有条件的器官移植,但刘明祥教授在会上也提醒,器官移植有可能诱发如买卖人体器官等新型的犯罪。对此,刘教授呼吁完善我国刑法制度,以保障公众的健康和生命安全。

  医疗事故的鉴定问题

  提到医疗事故的鉴定问题,很多中国老百姓有太多的苦水。

  根据中国的有关法律制度,要认定一起医疗纠纷是否属于医疗事故,应由有资格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而参与鉴定的人又是医生,很多鉴定机构也是卫生行政部门的下属部门,这就相当于“老子鉴定儿子”,转来转去,很多被害人往往无法得到公正的鉴定。

  在这次研讨会上,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周光权教授将此种鉴定模式直指为“自我鉴定”。他说:“从宏观上而言,中国的医疗事故鉴定机构、鉴定人员和鉴定涉及的事故医院及医生,其实都属于同一利益体,今天可能是甲鉴定乙,明天就可能是乙鉴定甲,大家互相照顾互相袒护,这与其说是‘老子鉴定儿子’,不如说是‘自我鉴定’。”

  来自台湾东海大学法律系的张丽卿教授就医疗事故鉴定问题作了主旨演讲,她告诉大家,在台湾地区也同样存在医疗事故鉴定难的问题。由于医疗问题涉及专业性强,所以,法官来断案时,就得依赖专业人员,而这些鉴定人员恰恰又不出庭接受当事人双方的质询。

  这位教授建议,要改革医疗事故的审理机制,在法庭审判时,组织专业人员参加审理,以增强判决的专业性和公正性。

  一些与会专家也提出改革建议,即对医疗事故的鉴定,在无法完全回避医疗体系自身鉴定的情况,可考虑采取地域回避制,发生在一个省的医疗纠纷,由另一个省市的专家进行鉴定,这样可以避免“近亲相护”,增加公正性。

  安乐死的合法性

  会上,围绕安乐死的问题,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甲斐克则和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梁根林分别作了一次精彩的主旨演讲。

  专家都认为,人在濒临死亡时会存在各种情形,有的痛苦有的安详,作为一个无可救药的人,大家认为尽量减轻死亡前的痛苦非常重要。甲斐克则教授将之称为“尊严死”,这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安乐死”。

  在中国,第一个有关安乐死的刑事案件发生在陕西汉中市。1986年,汉中医生蒲连生应患者家属的请求,对患有严重肝肾功能衰竭的患者夏某注射了冬眠灵致其死亡。事后,这位医生连同死者的儿子王某被以故意杀人罪逮捕,在经历了6年的漫长诉讼之后,法院最终以该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为由宣判两人无罪。

  提到安乐死,人们的印象中通常会认为荷兰是全世界第一个让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但梁根林教授在这次会上彻底澄清了有关概念,他告诉人们,实际上,荷兰在2001年4月通过的法案,并没有规定安乐死是合法的,只是说安乐死要符合哪些严格的条件。

  按照荷兰的这一法律,医生对一个人按照严格的程序实施安乐死之后,必须把病历、死因报告单等资料提交验尸官,再交给市政委员会,如果后者认为这种死符合安乐死的条件,则可免于追究,如果认为不符合,则要交给检察官来追究刑事责任。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其实几乎没有医生敢轻易实施安乐死,因为他不知道最终的审验结果会是什么样。

  梁根林认为,荷兰的这一法案非常有智慧,但又不能称为安乐死合法化。他说:“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全世界还没有任何国家和地区对安乐死合法化。”

(责任编辑:霍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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