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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北川:战斗在抗艾一线的中国公民(组图)

  去过张北川以前办公室的人描述说:“办公室没有任何标志,不到20平方米,墙壁、天花板有大片霉变痕迹,窄得连人过路都要侧身。”(资料图片)
  2006年世界艾滋病日前夕,张北川在北京参加“同志”人群安全套使用与生存现状调查新闻发布会。张北川握着一位同性恋者的手,给予“同志”温暖和力量。(资料图片)
  一个月前的今天,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向中国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青岛大学教授张北川颁发了特别奖项,以奖励他们在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中所起到的作用。UNAIDS执行主任彼得·皮奥特博士评价说,他们一直站在中国艾滋病防治的前沿,并鼓励其他人不断加入到防治艾滋病的队伍中来。

  王陇德于2004年起主管卫生部艾滋病工作,一直致力于将艾滋病的防治工作纳入中国政府优先考虑的领域,特别强调确保多部门合作和鼓励社会各界广泛参与艾滋病防治。


  张北川在提高“男男性行为”人群的艾滋病防范意识方面做出了大量实际工作,包括降低对艾滋病感染高危人群的羞辱和歧视,开展有针对性的艾滋病预防项目等。

  张北川:青岛大学医学院教授,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会常务理事,数种皮肤性病科杂志编委等。

  他自1989年起研究同性恋现象/人群,1994年出版有关同性恋的理论专著《同性爱》,1998年创办对男男性接触者的健康干预项目《朋友通信》。

  因在防治艾滋病这一领域的工作被认为有“卓越贡献”,国际社会授予其首届“贝利-马丁奖”(2000年度)。

  自2000年以来,他在国内外发表与男男性接触者等艾滋病防治有关的科研论文20余篇,代表了我国相关学界与国际先进文化和科学的“接轨”。

  说起张北川,会让人想起很多经典的故事。

  《汉书·董贤传》上说:“贤(董贤)常与上(汉哀帝)卧起。尝昼寝,偏籍上袖,上欲起,贤未觉,不欲动贤,乃断袖而起。”董贤与汉哀帝就是一对同性恋,汉哀帝为了不惊扰所爱的人睡觉,而自割袍袖。

  无独有偶,《韩非子·说难篇》也有记载:弥子名瑕,卫之嬖大夫也。弥子有宠于卫灵公。异日,弥子与灵公游于果园,食桃而甘,以其余鲜灵公。灵公曰:“爱我忘其口味以啖寡人。”又是一对男同性恋。

  这两对著名的同性恋多为后人所不齿,所谓的“余桃割袖”的故事由此得名。作为研究艾滋病的专家,张北川首先有着科研工作者的严谨,他坚持把“同性恋”称为“同性爱”,在很多人看来,其所坚持的研究方向与他的学术造诣同样迷人,也正是这样的张北川,才被“同志们”引以为知己。

  是愤怒?是同情?还是穿越这悲伤?

  在张北川眼里,同性恋从来就不是个案,从来就不是问题,也从来都不是病态的存在,而是和异性恋一样正常的社会现象,甚至是一种自然现象,因为动物中也有同性恋。

  著名画家陈丹青与人探讨过同性恋与艺术这个话题,结果是令人吃惊的,居然发现众多古今中外的杰出艺术家、思想家是同性恋者,有所区别的是有的已明确无误是同性恋,有的则同性恋倾向明显。很多科学工作者都试图为“同性恋”寻找标准答案,这当然是徒劳的,于是身陷其中的人们注定要承受压力种种。十多年前张北川就目睹了一位恩师的如此境遇。

  张北川的这位恩师并不是等闲之辈,其致力于皮肤性病学研究,曾两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张北川将其引为自己医学道路上的启蒙老师,师生感情之深厚可见一斑。然而,让张北川意想不到的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关于这位恩师是同性恋的消息在校园内疯传,继而便成为学术圈内公开的秘密。

  躲避、不解、打压等等不公,年轻的张北川都感受到了“同性恋”这个特殊身份所带来的畸形的人际关系。有社会学者表示,如果将中西方对待同性恋的态度进行纵向比较的话,我们很容易发现事实上中国社会对待同性恋的态度是比较开明的,最多是道德的谴责,而不会像西方社会那样将同性恋治罪。即便如此,“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的外部环境也像魔咒一样如影随形。

  “当时,面对蒙受羞辱的老师,我站出来想为老师辩护,可我发现自己对同性恋讲不出很实在的道理。我意识到,要化解老师遭遇的大难,只有依靠科学。”是愤怒?是哀伤?还是穿越这悲凉的现实?当初只想帮助一个人,而今天的张北川却改变了一群人的命运。他清醒地认识到,所有的委屈也好,所有的争论也罢,最终都要用“科学”这块试金石来衡量。

  张北川真的行动了。他没有与人脸红脖子粗地去理论,也没有对权威拍案而起,而是开始潜心研究、旁征博引。终于在1994年2月,张北川47万字的力作《同性爱》问世,在这本书里,张北川第一次在书名中使用了“同性爱”这个称谓。“在人类性本能的表达中,除去与异性相关或者说指向异性的性心理活动与行为、个体针对自身的性心理活动与行为外,最常见的是相同性别个体间的性活动,包括心理活动和实践。”这便是张北川为同性爱下的定义。但是这本让人耳目一新的著作并没有在学术界和全社会范围引起轰动,一共印刷了5000册的《同性爱》卖了7年,还有1000多本躺在仓库里。从某种意义上讲,张北川的努力与收效之间有着遥远的距离,书卖的少,其观念传播的力度自然受到限制,区区几千册书能改变什么呢?

  2001年4月,一个看上去平常的月份,其实也是特殊的月份,《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在这个月出版,该标准规定不再把同性恋认定为性变态或心理变态。这亦值得欢呼,虽然这比美国的“同性恋非病理化”的论断迟到了26年,但这毕竟是以科学的名义发出的理性的声音,同时这个声音也提醒人们再一次关注同性恋现象,于是,沉寂多年的《同性爱》也随之被一抢而空。因此,2001年4月,是张北川的幸运月。

  一本书太小,只能是张北川在这个领域的一个姿态、一个表情、一个缩影。

  是逃避?是等待?还是架起理解的桥梁?

  张北川自诩书呆子,这个曾经对科学对技术顶礼膜拜的人自从研究艾滋病与男同性恋以来,逐渐体会到被歧视、被谴责、被边缘后的痛苦,在这之前,他从没有想到过一个人的性取向会与道德有直接联系。

  “艾滋病使我们发现了我们文化的缺陷,因为艾滋病我们才感觉到什么是真正伤筋动骨的东西。我们离现代国家还很遥远。”人们把同性恋者看成忌讳,但又有多少人知道自己生活在艾滋病高危环境中?又有多少人科学地正视这个问题?又有多少媒体传播这个声音?很多次,张北川发问,他用出离愤怒的声音,在提醒我们,在同性恋问题上,我们没有实事求是!

  很多时候,张北川感觉到时间不够用。本来从事的就是皮肤性病专业,又对同性恋有着深入研究,很快,张北川的名字像挥舞着翅膀的天使,在男同性恋人群中传播开来。在更多人知道张北川的同时,他也获得了同性恋者的信任,面对一双双委屈、无奈或无助的眼睛,他承诺每信必回。他的认真与坦诚,为他在这个圈子里开展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很快,他感觉到力不从心,每封信必回凭借一己之力是不现实的。

  于是,全国最早的同性恋专有读物《朋友通信》问世了,最初,张北川只把它当作预防艾滋病的小册子,但是,这个小册子像个引力巨大的磁铁,吸引着同性恋圈子里的志同道合者。在众多国内专家社会人士的努力下,每一期《朋友通信》都采用最贴近“同志们”的话语,解答生活的疑惑,帮助“同志们”走出阴霾。小册子也越发有模有样起来。

  在张北川眼里,“同志们”并不是一群荒淫堕落的人,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是社会各个领域的精英人物,只是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他们把自己伪装得很深。只要读过几本《朋友通信》,就不难从中读出张北川所宣扬的理解、平等、尊重、互助的精神。他说:“研究一个国家的发展,关键是看这个国家对于弱势群体的重视程度。社会传媒应该从科学的角度来报道同性恋问题,社会大众应该给予同性爱者充分的理解。”

  转眼之间,《朋友通信》十岁了。从印刷简陋的近乎讲义似的读物,到了今天已有电子版,这本杂志完全通过自有渠道,传递到需要交流、需要沟通的人们手中;它像接力的火炬,传达着对真实生活的不屈信念。一个同性恋者这样说:“十年间,《朋友通信》见证了中国"同志"群体的成长,扶持了多少人自我认同的希望;它像一盏明灯,照亮了"同志"生活的前程。”

  《朋友通信》在成熟,“同志”在成长;《朋友通信》的路有多长,社会对“同志”的关爱就有多长。“当我们回首过去的十年,百感交集,生命没有等待,生命在创造中碰撞出热情的火花,光耀美丽的人生。”张北川在2007年4月号《朋友通信》的扉页中写道。

  说实话,一本“内部”发行的杂志其读者面真的很局限,而这对于张北川而言,意义并不亚于阿基米德想要得到的那个支点,阿基米德并没有把地球撬起来,张北川却延续着对这个群体的关爱,给“同志们”抱团取暖的可能。

  是委屈?是荣耀?还是高擎科学的烛火?

  假如每个人都前进一小步,那么,我们这个国家就能前进一大步,事实上,迈出这一小步是要付出代价的。为了同性恋这个特殊的群体,张北川受过很多委屈。

  有媒体曾报道说,1999年5月,作为山东省最好的皮肤性病专家之一,张北川却被剥夺行医资格。他所在的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拒绝让张北川与他的性健康中心进入门诊大楼,理由是“同性恋、妓女进入医院影响不好”。同年,该院撤掉了性健康中心门诊。在院领导看来,艾滋病研究“纯属不务正业”。张北川曾多次要求回皮肤科上班,但被院方拒绝。由于无法看病,他与两位同事在长达3年的时间里没有从医院拿到过奖金,张北川还一度被剥夺了在医学院教书的资格。不过,最终张北川还是重获了其作为学者的尊严。

  在张北川的博客里,有着一个沧桑学者的喜怒哀乐。他的文字永远都很“规矩”,毫无凌乱杂陈之感,标题是精心设置的、段落之间错落有致,甚至连标点都不会“站”错位置,他像一只爱惜羽毛的仙禽那样梳理着自己的文章。在《暧昧与科学》里,他描述了4位抗艾专家的尴尬经历,语言犀利尖锐,很好的古文功底。更多时候,他的文章散发着理性的光芒与辩证色彩,如《AIDS防治工作亟需深入认识和探讨的若干问题》一文,有事实有数据,纵有教训的总结,横有经验的汲取,关于艾滋病、关于同性恋,张北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科学界与社会主流认识之间的尖锐分歧。自然有人怀疑他的“动机”,面对责问,他也不止一次地强调:“我的底气来自科学。”

  他的坚持不懈到底还是引起了社会关注,有同道为他的遭遇鸣不平,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秘书长董永坤教授说:“国家已将艾滋病定为唯一全民预防、人人有责的疾病。张北川在艾滋病干预方面是首屈一指的学者,医院的做法不可理解。”中国艾滋病防治界与社会学界21名专家联名呼吁改善张北川的处境。他们认为,一旦把研究边缘人群的学术界人士划入边缘,“我们就丧失了遏制艾滋病的希望,这是我们必须高度警惕的一种危险”。

  “我要为张北川医生和他的志愿者们讲几句特殊的话,这些年他们所做的辛勤工作,是自我牺牲和传统观念中为社会尽义务的杰出范例。”这是2000年,马丁·哥顿在颁发给张北川“贝利·马丁奖”时的讲话。马丁感慨地说,在张北川医生的工作室里,“我看到了这样的闪亮光芒,那是因为他鼓舞了周围的人”。

  “把无知当做纯洁,把愚昧当做德行,把偏见当做原则。”这几句话,张北川经常挂在嘴边。这么多年来,为什么人们总把“同志”视为非正常呢?为什么一说起艾滋病人们都会想到“同志”呢?张北川说,那是因为人们习惯性地认为性就应该服从生育,这样说让他觉得畅快,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优越感。

  我,不过做了一个医生

  面对疾病时应做的事


  ——张北川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颁奖会上的答谢辞

  衷心感谢UNAIDS对我工作的肯定,而且很荣幸与王陇德副部长一同成为获奖者。得知获奖消息,我感到不安、鼓励和鞭策。

  我深感不安。因为我其实是分享了诸多先进人士的荣光。1990年代初期,中国学界的先锋人士就开创了有民间力量参与的AIDS干预事业。一些年间,多位学界和民间人士远远走在我的前面,并为应对AIDS挑战付出了重大牺牲。我取得的成绩,同样是一批性取向不一的各界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并得到各方,特别是中国卫生部、福特基金会、Barry-Martin基金会及中国艾协等许多民间组织的长期大力扶持。至于我个人,不过做了一个医生面对疾病时应做的事。

  我备感鼓舞。1990年代晚期,中国就意识到要控制AIDS流行,面临着政治、文化及风俗习惯的阻力。近年来,中国对人本理念和人权思想的认识,有了重大发展。正是这一历史背景,特别是专业部门的进步,和以同性恋为主体的民间组织的纷纷涌现,开创了中国抗艾新格局。我想,向我这样的普通中国人颁奖,也是来自世界的对中国进步的肯定和支持。

  我更感到鞭策。中国正迅速走向公民社会。来自被AIDS威胁的地方的民间组织,已成为抗击AIDS的新的生力军。大量证据表明,HIV在中国正由高危行为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个别人群更是出现了HIV暴发流行的迹象。形势逼人,需要付出更大努力,才能尽早遏制AIDS的流行。

  我深信,战斗在抗艾一线的中国公民,不会辜负中国社会和国际社会的信任和期望。

  许多年间,数不清的各界人士,给了我信任、激励和帮助;更有我的亲人们,给了我无限的爱。藉此机会,满怀着感激之情,我向他们致以深深的谢意!
(责任编辑:王乐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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