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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店诊所:前景不被看好衍生新的利益同盟

  不久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县在确定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为新农合定点单位的基础上,又选择了5个“药店+诊所”作为试点单位,以实现新农合定点机构的多元化。有关负责人介绍,个体诊所常用和急救药品目录规定的品种有限,不能满足患者需求,而药店药品品种比较齐全,并且具有及时供应的能力,他们遂采取捆绑方式赋予“零售(连锁)药店+个体诊所”为新农合定点单位。

“由于药店的药价比医疗机构平均便宜20%左右,此举会降低农牧民的用药费用。”这位负责人说。

  而事实上,“药店+诊所”的联营模式由来已久。在国家实施药品分类管理的大背景下,药店“染指”医疗服务的初衷是争夺处方药市场,他们的目标实现了吗?

  高投入没有高收益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市场上很多“药店诊所”都是在抗菌药限售令生效(2004年7月)前后审批的,“这批诊所是为了方便消费者购买处方药而生,所以并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

  这一说法得到了广东金康大药房总经理郑浩涛的认同。郑透露,金康拥有一家金康诊所,就开设在金康某门店内,占地100多平方米,配备了2名医生1名护士,他们实行两班倒工作制,营业时间与药店一致。据了解,在广东省、杭州市、北京市等地有一批这样的“药店诊所”,有人把这些为应对抗菌药限售令而衍生的诊所形容为“无心插柳”。

  谈及诊所存在的价值,郑浩涛说,目前金康诊所以接治常见病患和诊断明确的慢性病患为主,重病和急诊患者会及时转到大医院就诊,“这个诊所的主要作用就是延伸药店的药学服务,为顾客提供更便利的一条龙服务。”他透露,目前金康诊所每月开出西药处方100多张,中药处方50多张,平均每张处方消费30多元,每天还接治要求输液的顾客十余人,“以‘医’带‘药’并不是我们的目的,主要还是想把服务做好,诊所的加入提升了药店的专业化水平,有了执业医师把关,从某种意义上也提升了患者的用药安全水平”。但郑浩涛认为,事实上指望诊所解决处方来源问题很难,这也是金康旗下虽然拥有60余家门店却只开了一家诊所的原因。

  北京德威治大药房的两家诊所也是“限售令”催生的产物,以后再没有开设新的诊所。德威治大药房副总经理刘奇峰表示,开办诊所主要还是为消费者提供便利服务,“开设诊所的成本费用不低,所以基本就是保本,很难盈利。”刘奇峰说,“诊所带来的处方量非常有限,目前北京医保还没有全面对药品零售市场放开,如果为了争取有限的处方量而投资几十万元去开设诊所,怕是缘木求鱼。”

  而安徽百姓缘大药房董事长吴斌告诉记者,2004年3月,百姓缘在经营面积最大的金屯店旁边开设了一家全科诊所。作为中西医结合诊所,它包含了内科、妇科、中医科等,仅心电图、B超、化验室等前期的设备就投入了30余万元。其后,诊所每个月包括水费、电费、房租以及医护人员工资在内的成本消耗大约4万余元,而每个月由处方带来的利润很难维持运营。像百姓缘这样的规模和投入,诊所已不再是药店的附庸和陪衬,转而成了主营业务之一。而要维持运营,百姓缘恐怕再也不能持“无心插柳”的心态了。

  衍生新的利益同盟

  在武汉街头,记者见到不少民营药店旁边紧邻诊所。记者走进一家诊所,发现这里内外妇儿科一应俱全,而诊疗区、检查区、消毒区都集中在一个相对狭小的空间内。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诊所和药店的投资者是同一人,而医生的处方内容和药店的主营品种也有一定关联,医生的收入在某种程度上也与药品销售有关联。“如果依然以盈利为目的,很难保证诊所不会蜕化成药店药品的销售工具。”该人士道出了内心的担忧。

  采访中,记者还发现不少地区单体药店经营的诊所,由于设备有限、专业人才不足,令不少消费者对药店和诊所将信将疑,最终绝尘而去。而那些“利”字当头,医生几乎沦为药品推销员的“药店诊所”,在患者心中的公信力也大大降低。

  吴斌对记者坦言,百姓缘开设的两家诊所运营一段时间后,他发现诊所的管理与药店有很大不同,经营诊所要更专业,而医疗服务的风险更高,因此管理成本也高。“在目前医患关系紧张、医疗服务投诉上升的市场环境下,不能不考虑机会成本的增加。”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由于高门槛、高投入不一定伴随高收益,不少“药店诊所”已成“鸡肋”。

  医药不分难有作为

  “开设诊所的审批应该非常严格,后续的管理也必须到位。”中国医药商业协会副会长朱长浩认为,经营者必须明确诊所的定位:若想借助医疗服务来提高药店的收入,这种长线回报需要长线投资作支撑,“药品零售企业如果没有一定的规模,没有成熟到有能力管好两个不同的业务范畴的程度,就不宜轻易涉足医疗服务领域。”

  “一般规模小的药店对医疗流程不熟悉,相关配套设备、措施不完备,加大了实际操作难度。所以,药店开诊所要慎重,要充分考虑自身实力和市场环境因素。”刘奇峰坦陈。

  “诊所和药店一样,都面临客源的问题。”北京嘉事堂连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薛平定认为,诊所并不是药店获取处方的重要途径,“如果没有充足的病源,入不敷出是很正常的现象。”这似乎也是近几年“药店诊所”数量徘徊不前的原因之一。据悉,嘉事堂目前有4家诊所,都是政策较宽松的时候报批的,距今都有十年以上。这4家诊所对药品销售的带动作用并不明显,薛平定将之归结为“与消费者的需求层次有关”。他解释说,北京的高端医疗资源相对集中,如今社区医疗也逐渐普及,在这种情况下,诊所的吸引力就十分有限。

  要想让诊所给药店留住并带来客源,“最根本的吸引力还是医疗服务水平”。吴斌认为,资金并不是最大障碍,“开设诊所最需要品牌和技术的支持”。尽管投入不菲,但吴斌却依然向医生灌输平价理念,并要求医生开处方要以最经济的办法给消费者治好病,“我们不对诊所设定经济指标,明确诊所只提供公益性的服务,与药店的经济效益脱钩。”

  而在薛平定眼中,硬件(人员、设备)、注册、审核、培训等不过是次要问题,开设诊所首要解决的是选址,“应该避开医疗机构扎堆的地方,还要考虑到面积要求。例如,处于城乡结合部居民多为低收入人群和流动人口,他们就医很不方便,一般对价格也比较敏感,而这里的房租成本又相对低廉,所以在这里开设诊所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随着国家政策推动医疗资源进一步下沉到社区,“药店诊所”在面积、硬件和服务水平上都很难与社区卫生机构竞争。朱长浩指出,要想与消费者建立长期的服务关系,就必须要定位准确、在管理上下功夫,确立“不以盈利为目标”的便民服务思想,寻找不同于公立医疗机构的差异化发展路径,争取成为它的有益补充。

  朱长浩说,在“以药养医”的体制不改变的情况下,“药店诊所”只是过渡时期的一个变通产物,它不符合“专业化分工”的原则,其真正带动的处方量也非常有限。况且,投资一个诊所动辄几十万元,如果为了有限的处方量而贸然进入一个不熟悉的领域,投资风险无疑会加大。“在投资诊所的问题上,药店还是要三思并量力而行。”朱长浩认为,从长远来说,处方的获得,最终还是要寄望于医药分家。

(责任编辑:石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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