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性骚扰，民间有个更形象的说法：吃豆腐——一个多么富有想像力的比喻，而在文学作品里，那些漂亮的女人，也常被称为豆腐西施——是的，美丽的女人与豆腐之间还真有一些共同点：白白的皮肤，光洁而有弹性，心灵细腻，温润如玉……

　　现在，有一块“北京豆腐”愤怒了，将对方告上了法院。如果仅仅是告上法院到也罢了，关键是，她递上状子之后，在不同场合频频接受媒体采访。其实，接受媒体采访也没有什么，只是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她把一些本该在法庭上展示的证据向记者们说了。由此我担心的是，那些原本软弱的“豆腐”们一旦愤怒起来，会不会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由先前的忍气吞声变成现在的逮着机会就渲染？我并不是担心她们向媒体展露更多的该展示或者不该展示的证据———说句实话，我真同情她们，性骚扰毕竟不是被狗咬，会留下伤痕或牙印可作证据。但，借助于媒体，无异于向法院施压，从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办案人员的压力。“豆腐”们愤怒之后，媒体在性骚扰案件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一窝蜂地抢新闻，“性”致勃勃造势？甚至对当事人进行某种启发？还是保持某种公正性，回答当然是后者，但是，这种公正性又如何在尺寸上进行把握？

　　近日，全国妇联有关人士表示，性骚扰将被写入《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对此，我举双手赞同，只是，这样做似乎只保护女性的权利，那么，男人权利谁又来保护？女上司就能对男下属骚扰吗？如此说来，在法律还未对性骚扰做明确的规定之前，在一些公司的企业管理规章中，就应该先相应地写入防止性骚扰的条例，并拿出处罚办法，总之，要把对人的价值和权利的尊重写进去。

　　当然，你也千万别指望法规真的就能大大降低甚至灭绝性骚扰这种现象，我敢打赌，只要利比多存在，性骚扰就会存在。不过，还要加上一句：与性骚扰有关的，除了利比多之外，利益也不能不考虑进去，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不知有多少人是靠开发自己身体资源，才得到了这样那样好处的。正因为性骚扰太难于取证了，所以，也不排除某些人跟你玩这种捕风捉影的游戏，虽然现在社会宽容多了，但一句“作风不好”，依然可以变成你人生路上的暂停键。

　　我们都应该知道的一个常识是：性骚扰既可以变成性贿赂也可以变成性讹诈——这不是我的小人之心，实在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所以一个公证的法律和行为界定的出台，已经是一个迫切的需要！　

案件追朔：　　

　　2002年7月，昆明市某国企30岁计算机工程师梅女士状告上司对其性骚扰，公司对此调查结果是，“男女之间有说话不严肃、不检点的地方，但不存在性骚扰。”梅女士不满单位对此事的调查，向法院递交了诉状。

　　2002年7月，武汉市女教师何某向江汉区法院提起性骚扰起诉。2003年6月9日，此案一审判决何某胜诉，遂成为“中国首例性骚扰胜诉案”。但由于何某一审中，由于没有一个同事做证，同年被告再次上诉，使这次首例胜诉案的结局，又有了无限期延长。

　　200年4月，贵阳市某供电局29岁的女合同工王某的父母，以监护人身份对该局局长、58岁的俞某提起诉讼，诉状称俞某在2001年5月一谈工作为由，在起办公室强行对王某猥亵、侮辱、遭到反抗时威胁说要解雇她。王某因恐惧逐渐患上精神分裂症。法院最终因证据不足驳回原告请求。

　　2001年7月，西安市某国有公司一位30岁女职工童某将气所在公司的总经理推上法庭，童某因此成为中国首例性骚扰诉讼的当事人。2001年10月24日，西安市莲湖区法院不公开庭审理了此案。最终以缺乏证据驳回了童某的起诉。

　　但勇敢站出来的女同胞们，依然可能在法庭里大败。最大障碍是什么呢？对此人们普遍的看法是：取证难。性骚扰主要发生在只有两个人接触的时候，这种场合取证是比较困难的。

　　要解决“法治”性骚扰的问题，有专家认为应当从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在立法方面可以给性骚扰的概念做一个界定、把有关条款进一步细化，使之便于操作、便于取证。

　　第二，性骚扰案件在取证上确实很困难，但很难认定并不是不能认定，技术问题应该是可以解决的。但是具体到个案，怎么认定，需要有关部门制定明确的规定。

　　最近，媒体报道的几起性骚扰官司都引起了读者的热烈关注，武汉教师性骚扰案成为我国第一例性骚扰胜诉案件，北京首例性骚扰案仍在艰难的进行过程当中，一时间性骚扰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记者从全国妇联获悉，性骚扰将写入《妇女权益保障法》中，法律起草工作已经正式启动，为此记者昨天在北京专访了全国妇女联合会副局级巡视员徐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