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说:今天是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我们搜狐网很高兴请到了三位专家跟网友进行交流，谈一下关于艾滋病社会责任的问题，这三位专家是张孔来老师、王若涛老师、王晓春老师！首先请三位专家跟网友做一个自我介绍。

王若涛说:我叫王若涛，现在是中国疾病控制中心政策与信息室主任，同时又是中英艾滋病项目的副主任、中国和英国城市与扶贫项目的副主任；主要是负责城市卫生与扶贫。

张孔来说:我是张孔来，协和医科大学流行病学教研室教授，我做艾滋病14年了，主要是关注艾滋病社会行为和政策的研究问题。我社会责任是艾滋病工作网络的主任，也是艾滋病防治协会的副会长。

主持人说:你属于社会上的工作。

张孔来说:我是流行病学教研室教授，我们培养了好多博士生。

王晓春说:是王晓春，跟王若涛教授来自一个单位，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我们所作的科室是国际和作和项目管理办公室，主要负责国际和作项目的管理工作。也负责艾滋病监测的工作，有一个国家负责组，我负责工作组的具体工作。

中国面临的严峻的艾滋病形势

主持人说:您认为艾滋病是富贵病还是贫穷病，全球最严重就是非洲，那地方是最穷的，而中国是60％是吸毒得的艾滋病，没钱能吸毒吗？所以请你解释一下。

王晓春说:在这方面王教授和张教授更了解。我只受监测的问题，监测有一个初筛，如果阴性没问题，如果阳性就再做确认试验。初筛费用不贵，但确认试验比较贵，如果你阳性不能就确定你是艾滋病感染者，所以要确认试验，最便宜也要几百块钱，我刚才说了为了让更多的感染者知道自己的感染状态，所以我们提供了快速检测，如果这个能够推广也就4、50块钱左右。

王晓春说:如果检测阳性对一个人来讲是灾难性的，我们也想快速试验用敏感、快速尽快推广下去，对艾滋病是有好处的，我们试点已经开展了。

主持人说:如果初筛就要给他确认，要不就别初筛。

王晓春说:不是，如果初筛你阴性就没事了，如果阳性再做确认试验，如果没问题就没事了。在很多地方大部分是阴性而不是阳性。经过血液传播都是贫穷人，第二个如果你到云南、贵州、新疆你看，会发现吸毒大部分都是贫穷人，我们感觉是很富有的人，但大部分都是贫穷的。有的是因为吸毒而贫，有的是贫也吸毒。

主持人说:关于到底是富裕人染艾滋病还是贫穷的人感染艾滋病呢？

王若涛说:从社会调查来看，贫穷人得艾滋病多。除了经济上的原因之外，就是信息不对称。实际上像嫖娼也包括一些高级的妓女，她们是很富裕的。不能说她们是贫穷者。有些吸毒也不能说贫穷的人去吸毒，富贵的人不会吸毒。即使卖淫嫖娼和吸毒，谁最容易感染艾滋病呢？还是贫穷者。原因就是信息不对称。很有钱吸毒，他会保护。历史上很多的军阀吸毒，但他会自己保护。

王若涛说:一种保护就是说，有的是钱，就不会因为渴求吸毒的快感而过渡注射药物。因为没有饥渴的需求，也不会跟别人分享针头、针具。嫖娼也一样，高级的性工作者和达官显贵就会保护自己。从这两个行为本身而言，跟阶层关系不是很大，既然有了高威行为，谁最容易得病呢？贫穷的人。从这一点就体现了社会不平等，这不平等体现了几个含义，首先就是信息不平等，富人得到的信息比贫穷者得到的信息更加的全面、容易。经济上不平等大家都知道，会带来相应的措施等等，不能够采取预防相应的措施。

王若涛说:第三个不平等就是社会地位不平等，这样就把他们推到了边缘人群。所以从整个世界来看，艾滋病发展有边缘的趋势。

主持人说:张教授您发表一下看法。如果您能告诉我也可以，非洲为什么有4000万，是因为吸毒还是血液传播？

张孔来说:不是因为性。在整个7000多万人里面，80％都是通过性传播的。而性传播里面80％是异性性传播的。

主持人说:吸毒传播是中国的特例？

张孔来说:对。贫穷导致艾滋病，艾滋病再过来导致再贫穷。有一些富人不得艾滋病，有些富人无知，对这些行为或者是完全的无知，或者是侥幸心理。比如美国打球的麦克杰克逊不就是由于侥幸心理才得的吗？

主持人说:现在性传播已经成为中国感染的第二大途径，而且在南方白领的男性感染上升，我们是不是不重视这个病？

张孔来说:在咱们国家4.5万，这些人里面我们按照传播途径分析一下，68％到70％静脉吸毒传播的，另外有10％跟血液有关系，比如卖血或者输入不干净的血，7％、8％是通过性传播。在整个感染者里面占的比重，是第三位，并不是第二位。所以纠正一下。但比重来看起来，比重有所增加。感染者经过性传播的比重有所增加。

张孔来说:还有一个数字就是哨点监测，这些年看虽然总的来讲卖淫嫖娼人群里面感染艾滋病感染率100个人里面有几个人是艾滋病阳性的人，按照这个率比较一般都是1％左右，原来不到1％。但在有一些比如沿海的一些南方地区，感染率就可以上升到2、3％，乃至到5％的。但这是个别的地方。但从全国来看这个比例并不是太高，但发展来讲是多了。

张孔来说:所以我回答一下危机怎么看的问题，我一直这么讲，拿100万来讲，100万有什么了不起，中国13亿人口100万，你拿随便一个病捞都超过100万，从绝对数字来讲很吓人，但相对数字并不是很严重。

主持人说:是否到1000万才算严重呢？

张孔来说:当然。严重不严重也不是咱们自己国家，咱们自己国家如果原来没有，一下子100万，那严重不得了。如果是总人口占1％就是严重了。昨天中央台播的片子非洲一个国家高达百分之几都感染了艾滋病。跟人家这个比起来咱们算不上危机，

张孔来说:但要看咱们国家病的发展，和造成艾滋病的发展，如果看这些因素的话，我们就不能掉以轻心。现在既不能算已经是危机，但有可能变成危机。现在有的专家估计说现在100万不制止那么到2010年会1000万，但事实上会不会1000万，谁知道，将来再看。84万是专家一起来研究做出来的。

网友：为什么中国估计的数字跟联合国估计的数字不一样呢？

王若涛说:对我国艾滋病估计是这样的，所有大部分都是估计，估计方法不同，所以估计必然有一些不同的差异。为了大家达到共识，因此我们中国政府和联合国开发总署（UNS）联合举行了一次评估，同时进行了一次对中国形势的评估，这个联合形势评估的草稿已经递上去了。

王若涛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已经跟联合国达成共识，特别是高强部长在联合国公布的数字，就是跟国际组织合作作出的，也经过了专家的论证，所以84万现患的感染者，已经从8万变成了艾滋病人，这样的估计目前来看，是最切合实际，最有根据的统计数字。

王若涛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和联合国没有分歧。

网友：全国艾滋病感染的情况，哪些地区比较严重？能点到城市就点到城市？

王晓春说:这牵扯到整个艾滋病分布的问题。从累计数来说，也就是从感染者到累计严重的地区，现在还是在以吸毒为主的，像云南、广西、新疆，中原一带可能有七八个省感染者也较多，到个体的城市很难定义，因为传播途径不一样，以吸毒传播为主的省份，还是以卖血为主的省份，都不一样。但84万有一个分布的问题。

网友：怎么样控制艾滋病感染的速度？怎么减少他们的数量？从去年到今年，我认识王老师一年了，据说过去一年艾滋病感染速度并没有减慢，还是40％的速度。

王若涛说:最有晓的还是增加宣传，所谓的宣传咱们就是传递预防艾滋病的知识和技能，其次就是帮助具有高威行为的人改变他的高威行为，使得降低高威行为给大家带来的危险性。第三就是创造良好的社会知识性环境，让这些感染者在社会上不得到歧视，得到跟其他患者一样的权力。

王若涛说:通俗的话就是浮到水面上，更加的保护自己，保护家人，保护他人。所以最根本就是三个，简而言之传递信息、技能，帮助高威行为的人改变高威行为，第三就是创造不歧视的社会知识性环境。

王晓春说:有相关组织预测，到2010年全球新感染者大概4500多万，如果有效的干预的话，会有2700、2800人不被感染。他讲的干预指是艾滋病防治是综合的，全球有八项预防措施。第一行为改变，第二是安全套的推广，第三是性病的防治、自愿检测、母婴管理、降低危害、反歧视。这八项在全球都在开展，但如果在一个地方综合开展，为什么做反歧视？在中国为什么说将近有84万有4万人浮出水面？

王晓春说:如果这八项不做好，很难有人去检测。即使进去是阴性，还是有人说这人怎么从这儿出来了。所以八项措施是从综合考虑，艾滋病是综合的问题，反歧视是医学能够解决的吗？行为是医学能够解决吗？所以单单做一点也不行。

艾滋病问题是否已经成为一种危机

主持人说:今天主要跟专家们讨论几个问题，首先讨论一下我们国家对艾滋病问题是不是已经构成了一个危机？中国政府在处理SARS危机是非常出色的，那么艾滋病是否可以称为一种危机？首先向专家请教一个数字，100万艾滋病感染者的说法是一种推测，但我们真正发现只有4万人，100万数字的科学性有多大？而且听专家说，这100万数字的存在和实际上发现4万有很多传播感染途径还不知道，是否还有其他的途径呢？

王若涛说:第一用不用叫危机？我个人觉得这个词不妥，所谓危机是威胁整个国家和社会安全，而且是迫切需要立即认真对待，我个人觉得艾滋病在我国的形势用这两个字不妥。首先它是慢性传染病，不像SARS是急性传染病。第二真正造成社会和经济的影响，有潜在的威胁。所以我们说它是可能造成巨大社会和经济影响的潜在威胁是可以的，但现在说是危机，我个人觉得不妥。

王若涛说:咱们说的100万，我想澄清几个基本概念，第一个就是，高强副部长说的是84万，84万是我们做国际合作下的调演工作，这个调演主要是高危行为人群的估计方法来估计，也就是目前正在感染的感染者，而不是像从前说的累计感染者，是现在的现患感染者，估计是84万。

王若涛说: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讲，不可能是点状估计，任何估计都是区间估计，在一个范围内，因此上限在100万多一些，下限是84万少一些，所以用一个重点作为代表。所以你讲的100万和84万在统计学里面没有差别，在一个区间里面用任何一个数代表都可以的。你刚才说的传播途径，不会除了现有的传播途径之外有新型的传播途径，目前没有发现这样的状况。

主持人说:请张教授补充一下，为什么100万感染者或者84万感染者我们只能查到4万，其他人查不出来，而其他国家能够有效的控制住。

张孔来说:我们国家第一例发现是1985年，是一个老外。1985年之后陆续有的人是主动求医，还有一种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政府联合做的一种叫哨点监测，通过全国不同的地方，选择当时是四种人群，一种就是卖淫嫖娼的人群，抓在受教所里面，再就是戒毒所的戒毒人员，还有就是就诊的性病病人，再就是长途汽车的卡车人群，把这些人作为一个人群，当时把400个点分布在全国，每个点有400个人，每年检查两次。这次查是他，下次可能根本就不是他。

张孔来说:主要是看发展的趋势，前半年2001年查的是什么情况，后半年查是什么情况，它是否发展，是否上升，上升的幅度多大，是否在下降呢？数字的的来就是这两个人群，一种就是自己求医的人群，第二种就是被查出来的。到目前为止查起来是4.5万左右，这个人群肯定不是准备的。

张孔来说:前半年2001年查的是什么情况，后半年查是什么情况，它是否发展，是否上升，上升的幅度多大，是否在下降呢？数字的的来就是这两个人群，一种就是自己求医的人群，第二种就是被查出来的。到目前为止查起来是4.5万左右，这个人群肯定不是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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