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走近变性人：性别的挣扎(3) | |
在陈博士给我的资料中，我看到有这样的数字：在美国，男性异性癖的发病率为10万分之1,女性为40万分之1；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男性的发病率为2.4万分之1,女性为15万分之1；在新加坡，男性的发病率为10万分之35.2,女性为10万分之12。目前我国的资料不详，一般认为男女比例基本接近。
我不明白，为什么在目前许多国家，易性癖的发病率男性都大大高于女性，而在我国资料不详的情况下，却能得出“男女比例基本接近”的结论，在病房里，也真的是女性病人居多？
在采访陈博士时，他向我解释：“我不愿做男性病人的变性手术，这样的病人做完之后，容易出去惹事，而女病人就好得多。”
他还指出，易性癖与同性恋的主要区别在于，易性癖鄙视同性恋行为，并厌恶自己的性器官。
但是据我了解，这些病人并不都是这样。
“什么心理和精神治疗，让我们做的那个心理测试就算是了”
那天和陈博士谈话是晚上7点才开始的，他语速很快，说的情况大多是媒体上报道过的。
我问他：“做一个变性手术要多少钱？”
他说：“男变女三四万，女变男七万左右。”
“为什么女的反倒比男的贵？”
“因为要再造男性器官。”
“那为什么有的病人只做了一半就不做了？”
“没钱了呗。”
“那怎么办？才做了一半怎么生活？”
“没钱就回去挣嘛。”
在采访结束时我又问陈博士：“你对所有的记者说的都是一样的吗？”
他笑了：“如果有新内容，我也会加点。”
我是在对“患者”的采访中获得新内容的。
我问过几个目前已被“确诊”为易性癖的女青年：“如果社会宽容同性恋，允许你们按自己的爱好打扮，你们还做不做这个手术？”
她们回答：“那绝对不做。”
另一个说：“社会对同性恋和着异装的歧视太严重了，其实我们又没偷没抢。那回我的卡被银行取款机吞了，我拿身份证去取，柜台那人看我一眼就说，‘让她本人来’。我当时和现在一样，完全是男人打扮，梳着平头。我很生气，我说‘我就是本人’。那人特厉害，‘去，回去让派出所开证明来’。我们真是被逼无奈才走这条路的。谁愿受这个罪？像死一回一样。社会太不宽容了，再加上媒体的误导，到处都说做完之后有多么成功，结婚对方都发现不了。来这儿后才知道，到最后顶多给你安一个撒尿的玩意儿，能管什么事？”
一位已过而立之年的女青年冷静地说：“不能否认，有些病人为达到做手术的目的，确实对医生说了谎话，比如问是不是厌恶自己的性器官？就说是。是不是厌恶同性恋行为？也说是。反正目的是做手术。有的女孩子在做手术前还和男人有性关系，但医生很难了解，其实如果让我们自己来确认倒可能更准一些，因为病人只在和自己有相同身份的人面前才讲真话。中国长期存在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还有一些人作为女人本身条件不大好，或者有同性恋倾向，也是她们做变性手术的原因，但这当中确实有像我一样真正的易性癖。”
另一位做相反方向变性手术的男青年告诉我：“什么心理和精神治疗，让我们做的那个心理测试就算是了，对我来说很容易，我太明白为什么提那种问题了，我轻而易举就得了高分。如果过不去，说明智商太低，再说只要想做手术，花点钱开个证明有什么难？”
有媒体报道，“找陈博士做变性手术的预约登记，已经排到了5年之后”。但他们是按具备了“16个条件”在排队吗？
“像我们这样的半成品怎么在社会上生活？哪个人愿意只做一半，不男不女地活着？”
和华华在一起喝啤酒聊天是件很愉快的事，他既有男人的豪爽，又有女人的细心。华华大学毕业，知识面广，是个很合适的聊天对象，时间一长，我竟然忘记了他做过变性手术。那天我们在酒吧喝酒，谈到游泳，他一直在和我吹牛，我不服气，就说：“走，咱们去比试比试。”
没想到他顿然失色：“我这个样子，你让我怎么去？进哪个更衣室？除非游泳馆没人。”
我一下愣住：“对不起，对不起，可你不是做了手术？”
“我还没做第三期。”
“为什么不接着做完？”
他只喝酒，不说话。
我不好再问，我知道眼前的华华，不可能是由于经济的原因。
直到后来又接触了几个和他一样的青年，我才明白了华华的苦衷。
原来他们曾得到过医生的劝告：“现在做出的再造阴茎不好使，等过几年科学发达了，再给你们做异体移植。”
但他们不知道，“人的每一块活体组织，不同血缘的人都排斥得非常厉害，异体嫁接、移植性器官，在世界上成活得最长的也不过几周时间，随后，移植的性器官就会被机体所排斥并开始纤维化，最终完全丧失移植器官所应有的形态与功能。目前，临床医学上还只能靠自身组织的移植才行。”
因此，他们在切除了女性器官之后，一直抱着美好的愿望，在等待着科学发达的那一天。（未完 请看走近变性人：性别的挣扎(4)）
| 2002-07-25 15:50: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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