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当男人的生育权遭遇女人的不生育权 | |
2002年9月1日实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首次对男性生育权作出了认可。从此妻子便不能随意剥夺丈夫做父亲的权利，因为在“生育调节”这一章第一条规定———公民不分性别均有生育权。
实际上，男性生育权的实现，是无法强制女性去执行的。但当女方长期无正当理由拒绝生育，致使男性生育权无法实现时，男方只能得到司法救济，实现利益补偿。即对于男方因生育权提出离婚的，法院可酌情采取财产利益倾斜分割予以补偿。
典型事例
成都打工仔伍军，在家是独子，爱妻是成都某化妆品公司的一名推销员。他们结婚已四年，夫妻俩感情很好。伍军的父母抱孙心切，总催他们快生一个小宝宝。但妻子总以工作忙、没时间照顾孩子为由，不愿生育。1999年8月，妻子怀孕后，私自去成都市某医院堕了胎。当时，他和妻子大吵一场。2000年元月，妻子再次怀孕。然而，妻子又私自去做了堕胎手术。为此，伍军的父母很伤心。伍军和妻子再次拌嘴，把碗筷、家具摔得一片狼藉。妻子丢下一句话，“我不是生育工具”，就离家到朋友那儿去住。夫妻一直“冷战”。伍军因此准备与妻子打一场官司。
众说纷纭
莫女士（报社编辑）：生育问题，只能在双方尊重与理解的基础上去协商解决。但伍妻私自做了两次堕胎手术，她享受自己女性的不生育权时，却侵犯、剥夺男性的生育权。按即将实行的《生育法》理解，她侵犯了男性的生育权，是有过错的。
但不能因为她有过错，就可以根据男人的要求，裁定她非生孩子不可。公民不分性别均有生育权，充其量只是给男人以生育上的商议权、协作权、知情权和申诉权，而不能享有决定权。这是男人“生育配角”所决定的。如果伍妻最终坚持不生，伍军可以提出离婚，另娶一个愿意跟他生孩子的女人。
洪先生（律师）：生育权，还是应以夫妻沟通为主，如必须通过法律手段解决，那只有离婚。虽然《生育法》规定，公民不分性别均有生育权。但我的许多同行都认为，单独界定哪一方的权利大小，是法理所无法解决的，因男性生育权的实现，需要依赖其他权利；而且在行使这个权利时，亦不能侵犯对方的权利。这就是说，没有女人的生育权，男人生育权就无法履行；而男人行使这个权利时，也不能侵犯女人的不生育权。
男性享有生育权，可谓有法可依，但此条款不具有强制执行力。法院仍不会就实现男性生育权的诉讼请求，进行判决。因为，法院无法对男性生育权的实现，进行强制执行———“让诉讼男性的妻子怀上他们的孩子”。
生育权的纠纷，还是应以夫妻沟通为主，不以法律手段来解决。如果必须通过法律手段解决，那么只能成为离婚的理由。按新《婚姻法》，过错方应对无过错方作经济上的补偿。
林先生（政府职员）：既然《婚姻法》从来没有规定，女人结婚后就必须生育，我想，伍军告倒妻子便不可能。夫妻间发生是否生育的分歧，应注意查找原因。伍军还不如反省一下自己———是否做错了什么事，伤透了妻子的心。伍军结婚才四年，用和风细雨的方式，唤醒妻子身上那种女性特有的母爱，应该说还是有机会的。
如果实在与妻子僵持不下，就好聚好散。离婚后，另娶一个愿意为他生育的，这生育权不就回来了吗？夫妻一场，何必要告来告去？
姚女士（妇产科医生）：对于非婚生育或未婚先孕，从保护女性和保障孩子的种种权益看，完全应由女方自主决定孩子的去留问题。婚内的生育权问题，应与非婚生育或未婚先孕区分开，以保障男子生育权不受侵害。
给予男子生育权，并不等于丈夫在法律上就有对胎儿的处置权。如果丈夫有处置权，我们医生为妇女做人流时，就必须男方在场、并得到男方的签字同意。但若是女方谎称自己未婚先孕，人流手术未征得丈夫同意就做了，那么医院就要负法律责任！如果对到医院来做人流的妇女，提出要出具结婚证，那样，那些未婚先孕的女性，就不愿意到医院来做人流了，她们就得到街头非法医疗机构去做人流，这部分女性的生殖健康，就得不到有效保障。
从生理角度讲，频繁堕胎，对妇女的健康有百害而无一利。我给伍军夫妇的建议是：采取友好协商的方式，决定是否要孩子。女方切莫犯傻等怀孕后再去做人流，如果终生不育、疾病缠身之时，再后悔也来不及了。
高先生（计划生育干部）：《妇女儿童权益保障法》第47条第一款，有保护妇女自主选择生育权利的规定。但这里所说的“不生育自由”，我个人理解，是不生育第二胎或者更多胎的权利。如果妻子执拗地为实现自己不生育自由而“奋斗”，那么就剥夺了丈夫繁衍后代的权利———即男性的生育权。在上海、北京、广州这样的大城市里，男性在生育问题上逐步失去主动。如果妻子决意不想生育的话，除了离婚外，丈夫无法合法地获得自己的下一代。事实上，夫妻哪一方，都不应借口自身的生育权或生育自由，而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到对方身上去。(傅秀宏)
《法制日报》
| 2002-09-03 11:36: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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