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改前夜 药企探索性试点留下的发展隐患

　　4月19日，杭州，桃红柳绿春光正好时，来自全国各地医药行业协会的代表和企业代表齐聚西湖，扶持我国医药产业发展研讨会在这里召开，大会就民族医药产业发展、药品价格、药房托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零差率”等问题展开了讨论。与会代表指出，目前部分医疗体制改革的探索性试点措施对医药企业发展存在着隐患和压力。

　　本期嘉宾：

　　中国企业管理协会执行副会长于明德

　　中国医药商业协会常务副会长朱长浩

　　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张明禹

　　中国中药协会秘书长王桂华

　　浙江省医药行业协会会长赵博文

　　江苏省医药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陈猷翔

　　福建省医药行业协会会长陈用博

　　上海市医药行业协会会长黄彦正

　　上海市医药商业协会会长邹祥英

　　中国社会紧急调研中心处长李磊

　　“药房托管”误读“医药分业”

　　于明德：医疗体制改革的正式方案还没有出来，方方面面的讨论很多，这是好事，13亿人的医疗体制改革需要13亿人的共同参与。但是现在的观点是一边倒，试点也是一边倒，这不利于医药产业发展，倒向了医疗卫生机构，这不合理也不健康。在改革方案还没有最后确定之时，医药产业要多发出一些声音，这种声音要尽可能大一点。

　　目前在部分省市实行了“药房托管”的模式试点，这是对“医药分开”的误读。“医药分开”是要从源头上切断医生与企业的经济联系，当下“药房托管”的模式并不能达到这个目的。

　　医院把药房的所有费用转嫁到了接管的医药商业公司肩膀上，同时还额外收取托管费用、药房员工的工资，加重了医药商业公司的负担。而医生与医药生产企业的经济联系也并没有因为药房托管而被剪断，开什么药、开多少的权利仍然掌握在医生的笔下。这样原有的经济联系没有减少，又把药房的经营成本转移给了商业公司，还增加了托管费，整体上给医药行业增加了负担。

　　朱长浩：目前部分地区对于中央精神的解释有偏差，在配套政策的制定上不准确。要改变“医药不分业，以药养医”的局面，机制改革是根本。医药分开有三个标志：第一，医院的医生与生产企业经营联系全部切断，药房的人财物都脱离医疗机构；第二，在专业化的药学服务指导思想下药师权利的提升，改变医生独大、“一支笔”定处方的局面；第三，建立和有效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

　　特别要注意的是，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可以改变“以药养医”，而不是建立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只是制度的一项，先制度，后目录，再配套文件，这样才能起效。制度将协调医疗机构、医保和生产企业的多方利益，把药品的生产、经营、使用、保障和诊断以及用药指南都纳入其中，仅仅建立目录是无法起作用的。

　　现在还有一种误读：公共卫生的公益性是什么？公立医院的公益性不等同于公共卫生的公益性。基本医疗不是公共卫生，是三方采购的；特殊医疗收费也不是公共卫生！在医改的讨论中过多地强调了医院医师的利益，而忽略了医药行业、患者、纳税人的利益。

　　药品招标降价不降费

　　朱长浩：如何在价格上维护民族医药企业？我认为在专利药、首仿药、仿制药的矛盾没有解开时，应该推动医保作为支付方尽快进入角色，通过医保支付比例的升降来保护民族医药企业的合理利益。

　　在招标上，我认为非政府定价的产品可以纳入招标范围，有政府定价的产品就不要再进行招标了，按照政府定价采购。

　　于明德：药品价格问题并不是价格管理问题，而是由于医药企业与医疗卫生机构之间的利益关系纠缠在一起的医疗卫生体制问题。

　　王桂华：中医药的管理不能用西药的方法来管，否则就是“神父管和尚”。应该说，近两年由于对中医药的关注和讨论多了，中医药得到了“触底反弹”，发展的势头比较强。中医药在价格上主要有两个难题。

　　第一个难题是中医药在专利和原研上无法申请，缺乏了一个价格保护的机制，而此前单独定价审评也已经停止了两年的时间。以中药为代表的民族医药企业，尤其需要对中药的价格进行保护。

　　第二个难题是中药的原料为农副产品，中药材的价格上涨必然引起中成药的价格上涨。去年500个品规的产品中有293个涨价了，65个维持原价，142个降价，平均的上涨幅度为23%左右。据说未来要对所有的处方药都定价，我个人认为不太合理，应当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按照供需和成本形成动态灵活的价格机制。

　　中医药已经在包括胃病等领域的治疗保健康复上表现出了优势，标准化的建立和与国际接轨将成为民族医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赵博文：药品招标中还有中外不对等的结果产生。据某地区招标统计，合资外资药品降价只有2%多一点，而民族医药企业的产品降价幅度达到了34.7%。

　　而从浙江省来看，招标也并没有达到降低医疗费用的目的。浙江是全国药价最低的省份，与全国7个省市比较，最低中标价浙江占57.55%，但是医院的医疗费用保持了20%左右的上涨。这么算下来，招标降价并没有降费，并不能解决“看病贵”问题。

　　陈用博：招投标形成了二次定价，客观上由医院掌握了定价权和利润分配权。改善招投标应将招标主体从卫生部门转成医保部门，现在存在招标主体的错位。招标的目的应该定为“价格合适、质量保证、产品可用”。要做到全过程监控、第三方监控和患者参与。

　　黄彦正：上海今年招标有所改变，以前价格的权重在30%，今年把质量的权重调高了，超过了30%，将招标往重视质量的方向引导。这也与上海有过强调价格使得民族医药企业丧失市场的教训有关，我觉得这种变化是积极的。

　　在前几年的招标中，玻璃瓶装大输液由于中标价实在太低，民族企业无法供货。

　　某合资企业乘机用软包装的大输液抢占市场。不可否认，软包装的大输液在用药理念上更加先进，但是在同等质量情况下，价格要高得多。患者完全丧失了选择玻璃瓶装大输液的机会，这就是过度强调价格给我们的教训，付出的是患者和医保的高价支付。

　　慎行“零差价”

　　于明德：我个人认为在“医药分开”政策未明朗之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适宜再建药房。首先，全国已经有31万家的零售药房，已经可以实现药品的供应，而且运用的都是社会资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药房将再次滋生“以药养医”，而现在开始试点的“零差率”需要政府对其进行到位的资金补贴，同时对医药零售业会产生巨大的冲击，社会药房由谁来补贴呢？

　　邹祥英：上海某区在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药房的“零差价”试点工作时，由政府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贴补费用。试行了5个月，当地零售药房的销售额下降了17%，每天能够获得的处方只有一张，价格大约只在70元。“零差价”对于零售药房的冲击已经开始显现了。

　　民族企业要重点优化产业结构

　　张明禹：目前民族医药企业的积累性问题还比较突出，企业多小散乱，产品重复性高。协会对于5000多家医药企业进行了一个调研，销售额在1亿元以上的企业共有650家，销售额占到整个医药市场的70%以上，企业数量仅为13%。这其中5亿~10亿元的企业超过了70家，10亿以上的企业有30多家。销售额5000万元~1亿的生产企业有630家；500万~5000万元的企业最多，达到60%，超过了3000家；500万以下的有700多家。民族医药企业要将优化产业结构作为重点，注重创新，有序竞争，培养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

　　陈猷翔：目前，民族医药企业占医药企业总数的比例是79%，纳税额是70%。可以看出，民族医药企业是整个医药经济的主体。排名前20位的民族医药企业纳税额占到了15.19%，与前20位合资外资企业的15.83%不相上下。

　　民族医药企业的贡献并不比合资外资企业少，但是目前所遭到的却是“非国民待遇”，在很多政策的实施上都对民族医药不利，而对合资外资企业有利，不公平也不恰当。

　　赵博文：协会做了一些数据的调研，近几年，民族医药企业的发展落后于合资外资企业。第一，医药产业的比重中，民族医药企业落后于合资外资医药企业。第二，进口药合资药的销售比重逐年上升，从2005年的42%上升到2007年的48%。第三，医院用药比例中，进口药合资药从2005年的44.5%上升到2007年的56%。高端市场已经被其控制。第四，某医药批发企业销售额排行前100位的产品中，进口药合资药占了80个。第五，民族企业药价和进口药合资药价格差距越来越大，同品种的产品，进口药价格是本土的十多倍甚至数十倍。第六，整个市场的产品价格趋向中高档，低价药品越来越少。单价低于10元的药品只有2.13%，而高于100元的达到32.53%。

　　李磊：我们在仔细研究医药产业的同时，也需要跳出医药看价格，跳出医药看改革，从这样的角度寻求民族医药产业的发展机会。国家要扶持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医药企业，投资这些企业，让其具备创新能力，这是一个机会。国家通过单独定价支持优质品种、优质企业，但需要有一定的标准。作为行业专家、行业的代言人，行业协会可以协同政府完成标准的制定。

　　目前能源价格和成本上涨是民族医药上调价格的一次机会，在价格调整中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从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出发，要取消原研药的单独定价，民族医药产业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