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制改革期待"三定"方案 大卫生部是趋势

　　中央地方的权责划分应该以公共服务为导向

　　《第一财经日报》：此次改革方案还提出，地方政府可以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不设时间限制。

　　汪玉凯：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会延伸到地方政府，地方将晚一步进行。按以往的经验，地方机构改革明年开始，逐步往下。但机构的设置应该是省级对口差不多了，然后越到下级机构越少。

　　现在的关键是，中央和地方权责划分，以及省与市县权责划分急需界定清楚，否则即使给予充分的探索时间，也不能把原则性东西有效落实。

　　迟福林：中央和地方应该建立事权与财力划分相匹配的关系，这其中也要注意三个大问题。　

　　中央、地方的关系应更多从公共服务上来考虑。过去注重经济总量的中央、地方关系，应该转变成以公共服务为导向的关系，因此，哪些事项属于中央管理，哪些事项属于地方管理，就应该理顺。

　　在这个基础上，确定推动以公共财政体制为重点的中央、地方关系，这其中有两个地方需要改善：过去以经济总量来划分，某个地区的GDP越高，返还就越多；专项财政转移支付较多，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较少。应该使中央、地方的财政关系适应中央、地方的事权划分。

　　第三，在事权明确、财力配备相适应的情况下，建立中央、地方严格的问责制度。现在我们出了一些事情，却不知道该找谁来负责。

　　“大部制”改革

　　是政府职能转变的产物

　　《第一财经日报》：这次在部委整合中，在部委下面出现了国家能源局、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国家民用航空局、国家公务员局，这种设计意在何处？这些局是否还有可能反弹，以往改革有过这种例子。

　　汪玉凯：我国裁撤部委采取的是渐进方式，当政企政事政社分开了，政府管理职能减了，裁撤就顺理成章。步子一般是降格为部委管理的国家局，过一段时间转制为行业协会，从国务院机构序列中消失。我国大多数专业经济部门的改革都以这样的方式和路径进行的。当然这需要市场化程度的跟上和社会组织及事业单位改革跟上步伐，有个承接的平台。

　　吴江：“大部制”是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在行政体制方面的一个普遍性做法。实现“大部制”取决于两个重要的前提：

　　第一个条件是市场成熟程度。西方一些国家的市场成熟程度比较高，所以在政府剥离职能方面，更多工作他们都是交给市场在做，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这样政府和市场的角色定位就比较清楚。

　　第二个条件则取决于社会组织的发达程度。社会组织，包括社会中介、行业协会和商会。社会组织越发达，政府越可以把很多职能交出去。

　　我们国家现在提出要逐渐形成“大部制”，也正是因为我们基本上具有了这样两个前提，今后政府能更加从宏观角度进行管理，而把微观的、市场的、社会能做的职能剥离出去。正因如此，“大部制”改革应定位成是政府职能转变的产物。

　　《第一财经日报》：“大部制”改革要涉及人事变动，此次改革是否也会裁减大量公务员？

　　吴江：公务员到底多少合适？这和政府的职能、能力是直接相关的。我们过去有一个“官民比”，但“官民比”到底是多少合适，不能简单从数字上来看，而要从政府所履行的职能和它提供的公共服务的能力来考察。

　　从目前的“官民比”来说，我认为当前的公务员数量应该是适应目前政府工作的需要的，不能简单说“人员多了”。

　　实行“大部制”后，必须要有足够的执行机构来执行政府的决策。现在英国的执行机构大约有150个。所以，“大部制”应该伴随着这样一批执行机构的诞生。

　　从这个角度上看，推进“大部制”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要裁减多少人员的问题，特别是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方面，政府还有待加强。怎样加强呢？那就需要一定数量的高素质的公务员。本报摄影记者/高育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