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逊：由于感染了艾滋病毒，我不得不退出洛杉矶湖人队。
曹韵贞：到星期一早上，何大一进来了，垂头丧气这么走着。我一看到他，我说怎么了，脸耷拉着
何大一：哎，约翰逊是阳性。
曹韵贞：我说阳性活该，那时候我觉悟还没有现在那么高，认识也没有那么深。我当时还认为，都认为这都是性传播，或者是同性恋。那我不觉得这些人活该吗？我说这不是活该吗？他说不，然后他跟我说约翰逊是青年人的偶像，或者怎么怎么。他说这个礼拜约翰逊要到办公室来，然后来了以后，从那第二次检查，他的病毒就没有了。
王志：第二次就没有了。
曹韵贞：就没有，这以后他再在也没有查到过病毒，但是抗体一直阳性，然后他就开始接受治疗了。在我的手里，我1998年回国以前，约翰逊一共在我手里查过八次，抗体一直是阳性，但他的太太一直是阴性，他的病毒量一直是阴性。
王志：那你的意思，他能健康活到今天，他跟治疗没有关系吗？
曹韵贞：跟治疗当然有关系，但他主要的原因，我认为他一直是处于一个就是低感染的水平，再一个很大的因素是约翰逊他的精神状态，他的心态非常好。我想这个东西也是他保持健康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王志：跟钱有关系吗？跟富裕的程度有关系吗？
曹韵贞：那当然有关系。
王志：因为什么？
曹韵贞：他也不花什么钱，我是这么想的。因为所有的药厂都会给他药。另外一个，他也许他不要求药，他可以买药的。当然有关系，这不是说完全没有关系，但是反过来还是这句话，就是有钱并不一定能够治疗艾滋，因为现在我们国家就碰到这些病人，他有钱了他买药，现在国家都免费了嘛。他用了药，他照样去嫖妓啊，他照样吸毒啊。我就有这么一个病人，给他用药的过程当中他还吸毒，那在不断地吸毒，你病毒还在不断地进来啊，那我们现在没有一个万能药，所以这个东西就靠你的毅力，靠你的认识，靠你的文化水平。我有一个病人是非常可惜的，是一个只有三十几岁的一个青年，看上去文质彬彬，人很好。因为他这个情况呢，还是属于比较早期的，病毒量比较小，所以我就给他用了药以后，我说你赶快回去，你好好听话，再过一个月你来随访，如果说还是病毒再那么高的话，我们就开始用鸡尾酒疗法。结果到下个月随访，不来，不来我就打电话去，死了，怎么死了？吸毒。他母亲说他早上到厕所进去以后，就摔倒，进去针头在那个地方，他又吸毒。
因为"鸡尾酒疗法"存在自身的局限性，它只是减缓艾滋病症状，并不能彻底消灭体内病毒。专家普遍认为，研制出艾滋病疫苗才是解决艾滋病难题的最终出路，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的医药机构都在进行艾滋病疫苗的研制开发与实验。
王志：什么时候能看到真正的产品？
曹韵贞：我也跟你一样希望早一点看到。不知道。
王志：能够预期吗？
曹韵贞：不能。
王志：五年、十年，或者说永远不可能。
曹韵贞：太多人以前讲过五年十年，有的人还说今年，不知道。因为艾滋病的病毒，它的变异实在太快了。
王志：但是给我们的感觉是好像艾滋病研究，突然停滞不前了。
曹韵贞：您不是搞这一行的，您也许不懂，我说一句话就是说，你这个身体里边同一个身体里边的疫苗，它就有不同的变异。它为什么要那样，它就是说这个药要进去了，你这一部分的病毒，它对这个病毒，对这个药有作用，另外这个病毒，它对这个药没有作用，相当复杂。
王志：那我们对艾滋病病毒的了解比刚发现它的时候到底进步了多少？
曹韵贞：那当然进步了很多，那是进步了很多，那是无可非议的，当然是进步了，但越进步越复杂。
王志：那你认为科学的信心现在比这个患者的信心或者广大民众的信心更足一些吗？
曹韵贞：这个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为民众吧，他不了解的那么多，他只是希望能快点研究快点研究，总归可以研究出来的，他不知道那么大的复杂性，而作为科学家也有不同，比如说临床医生，他不太懂疫苗的话，哎呀，这些人怎么搞的，赶快搞一个什么，现在不是可以换基因嘛，那换个基因不是可以好一点嘛，但是真正懂得基因的人又觉得这个东西太复杂，这个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所以各种人站在不同的立场上面，恐怕这看法会有不一样。
王志：那你说来说去我们还是看不到希望。
曹韵贞：我应该说现在只能看到曙光，而没看到希望。
王志：这两者有区别吗？
曹韵贞：有区别，曙光就看到那么一点点。希望是看到，马上可以来了。
协助何大一进行"鸡尾酒疗法"的系列研究，曹韵贞取得了瞩目的学术成果.然而也就是在她正处于事业顶峰的时刻，已经加入美国国籍的曹韵贞却做出了令人意外的选择，辞掉在美国的工作，离开在美国的亲人,只身回国从事艾滋病的防治工作。
王志：那你当初为什么选择回来呢？
曹韵贞：选择回来是因为我觉得当初国内的艾滋病工作还没有起色，前卫生部长陈敏章他劝我回来，彭佩云委员长劝我回来。彭佩云委员长说你回来，我说我五十六岁了，我六十几岁还在做，我说您是国家领导，国家现在都需要五十五岁以下的人，我说我回来干吗？他说艾滋病工作人员少，你回来吧。这样的话我回去，脑海里边转来转去，转来转去那我就想到，我们这一代人，我是丧失了最好的年代。因为我是二十三岁大学毕业的，二十六岁文化大革命，我觉得我自己的精力，我自己想为国家做事的十三年耗掉了，所以我是想回来给自己一个挑战，我能做吗？
王志：那好不容易出去了，又选择回来。
曹韵贞：回来为国家。
王志：没有斗争吗？
曹韵贞：我本身好像斗争不大，我家里斗争很大，我家里除了母亲没有同意回来的，我先生甚至跟我说，你要回去我跟你拜拜。
王志：母亲为什么支持你。
曹韵贞：我的母亲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母亲，她说我的女儿，你要为国家做事。
王志：那家人反对的理由呢，对你没有触动？
曹韵贞：我觉得中国老百姓太苦了，中国老百姓需要我们这样的人。
1998年7月17日，曹韵贞从纽约乘飞机回到了北京，伴随她的是29箱实验器材和资料，其中就有首次引入国内的检测艾滋病毒含量的仪器和试剂。
曹韵贞：这个上边还有一个曹字，这里有个曹字。这个箱子就是我从美国带回来的，那个时候放很多小的试管、盒子，他们还留着。
王志：生活改变大吗？
曹韵贞：生活当然改变大，当初我先生正好是心脏病，要装支架，一个电话来，我真的，就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如果我不回去，我先生万一出了问题怎么办？先生只有一个，病人有好多，但是我咬紧牙关。我觉得，我请何大一帮忙，我打电话给何大一。何大一说，你去吧，我来陪他去。何大一在那个实验室里陪病人到医院是第一个，史无前例，就是空前绝后。我母亲过世，我到处在外面跑；我母亲病危，我当初到了飞机场，131个人在等我讲课。我打电话回去说妈你怎么样？我妹妹说妈不好，我真的在飞机场想撞死了。我母亲28岁守寡，带大我们两个人，没有再嫁，我妈拿了电话跟我说忠孝不能两全。我到了山西讲课，完了赶到福建讲课。讲完课回去，装了起搏器，我母亲坚持了20个小时，我母亲走了。
曹韵贞：我妈最喜欢康乃馨了，所以每次买花，总会有三朵是康乃馨，红的。
王志：但这些可能没法跟人说。但是你的工作当时在国内能够得到理解吗？
曹韵贞：我刚回来中国的时候呢，我觉得很多人是不理解艾滋病，所以这也是我们中国为什么艾滋病治疗起步晚的一个原因。
王志：那个时候是不是最艰难的？
曹韵贞：最艰难。
王志：遇到阻力，阻力是来自什么方面呢？
曹韵贞：政府的阻力，我这句话又不对了，政府的阻力，不过我想跟王志我应该坦白说话，政府的阻力。
王志：哪一级政府？
曹韵贞：各级政府。
王志：怎么说？
曹韵贞：中国领导讲话很有技术的，我也学不会这个技术，就是说他很支持你，但是说，这是很应该的，很什么的，那你说很应该的，你没钱你怎么做啊，我就下定决心，我不跟政府要钱，我不是为钱来的，要是为钱我不回来，我知道中国没钱，但是我要的是精神上的支持，我第一次跟张文康部长谈话我就在路上拦住他，我说张部长，我今天跟你说一句话，如果说这个艾滋病再过几年的话，再弄不好的话，你就是干部中的罪人，我是科学家的罪人。他跟我说，他说，曹韵贞你不知道，我是坐在火山口上。我说我就要你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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