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途径多方式研发 完成“钱与药的循环圈”

　　殷晓进：中国的基础医学研究还是很落后的，投入很少。你看美国NIH，NIH的资金已经达到400多个亿美元了，1993年我第一次到美国NIH访问的时候是120亿，单单肿瘤基础研究方面一年就有40亿美元去投，给各个大学的教授去申请，一般一个好的Idea都在一百万到两百万美元之间，而且NIH不要求任何回报，鼓励研究人员做基础研究。

　　我们在研的有20个项目。有三期临床、二期临床、一期临床，都是临床研究，都是创新药，也有新剂型。

　　搜狐健康：产学研合作，现在最大的症结在哪里？

　　殷晓进：有些合作，都是各自站在各自的角度考虑问题。学校站在学校的利益，企业站在企业利益，往往就坐不到一条板凳上面，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换位思考的。

　　如果我是一个大学教授，这个药是我弄出来的，最初的专利也是我申请的，但是我已经没有钱往下再做深入了，这个时候我就要找企业，如果你是企业老总，那你买这个研究成果风险也很大，这需要双方充分理解。为什么国外的转让有“首付”，然后按照里程碑式的，做一阶段付一点钱，最后还有提成。我们现在基本上也是这样子签。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确实有一些企业做得不够诚信，我们公司就非常守信用，我们合同上签好的，是多少就是多少。这个是一定要给的。

　　其实，产学研的合作其实就是人的合作，大家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是要把这个东西做成，做不成的话，教授花的是时间、精力，企业也花的是时间、金钱的代价，这都是不利的，所以最后大家还是要形成一种共赢的局面。在产学研合作方面，有些属于知识产权方面的，我们很明确：这个一定要归我们的。我们协商好，再完全委托他做，但你不能跟我分享有关知识产权。比如说“恩度”，知识产权全部是我们的，我们也合作，但是这个题目是我提出来的，蛋白质药物是我们提供的，但是我们没有这个技术，比如我就委托一个大学的教授来做，这个得先讲好，申请专利是我们的，当然教授可以作为一个发明人。“恩度”还在做其他的新适应症研究，我们是完全委托出去的，我们在这个合作协议上写的很清楚的，这也避免了成功以后的纠纷。

　　搜狐健康：实际上，先声已经把现在的研发链条拆成了一段一段的，再委托不同的机构去做研究？

　　殷晓进：是的。但是作为企业来说要把它有机的串好，这是一个系统的工程。

　　搜狐健康：在新药研发方面，先声有没有经历一个什么所谓的转折期？

　　殷晓进：实际上我们对创新药的深刻理解，可能还是我们的“必存”在2004年的上市成功。在2005年之前，创新药我们不敢碰，一个是没有这个实力，再一个就是国内有做一类新药的我们也买不起，因为他一个新药转让需要几千万，我们当时一年盈利也只不过才几千万，我们不可能全部拿过来去买这个，因为我们的“必存”上市成功，而且这是一个高毛利产品，再加上我们内部的经营管理方面还是理念比较先进，所以联想弘毅看中了我们这样的企业，并来注资。因为有了“必存”，所以联想弘毅来参股；有了联想弘毅注资，我们就有了实力去买“恩度”；因为有了“恩度”，我们最终在纽交所上市；在纽交所上市募集到资金又可以反过来进行创新。这是一个循环。我们上市以后，打开了我们的融资渠道，以后如果我们看中一个好的创新药，我们可以通过增发股票或者和我们的目标公司进行一些股权交换，可运用的工具就很多了：融资、投资、合作的工具很多，这样对我们来说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而国内的很多企业，他可能一年的盈利才几百万或者一两千万，他怎么可能有大的手笔呢，这是要量入为出的。即使有了好的产品，但没有很强的营销网络，也同样不能取得好的结果。

　　搜狐健康：国内有一种现象就是一类新药的市场很难做起来。市场“卡”在哪里了？

　　殷晓进：一个全新的药推向市场，最大的难点是医生教育。因为药品的消费跟其他消费品不一样，它的终端实际上并不是患者，而是医生。医生首先要认识这个药，接受这个药后才能向病人推荐。如果医生都不接受，病人肯定不会听厂家的。这就要求厂家要有很强的学术推广能力。医生从本意都是愿意把病人的治好，新药实际上就给他们多提供了一些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