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各部门主导的“医改方案”一直是在低调中暧昧前行，但任何关乎医疗改革的细小花边都能引发“全民大讨论”。卫生部长陈竺在“第5届21世纪中美医学论坛”的间隙再次传达了新医改的两个信号：一是医改方案仍在紧张制订中；二是坊间热议的8套备选方案不可能一枝独秀。
其实，老百姓关注的倒不是什么“英国模式”或者是“复旦模式”，而是在普遍性遭遇“看病难、看病贵”的切肤之痛下，每个纳税人能否兜底性地、自由平等地分享到“新医改”的一杯羹？这个利益诉求的隐忧并非空穴来风：一者，2006年9月16日，国家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大奎先生就曾指出：当前医卫公共服务体系存在严重不公；二者，有数据表明：我国人口占世界的22%，但医疗卫生资源仅占世界的2%；而这仅有的2%的医疗资源，其80%都集中在诡异的医疗体制市场下，最低医疗保障成了资本与制度所无法兑现的梦想。
还是在去年底，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刘新明在多部委医改协调小组例会上提出了一项足以牵动医改全局的具体方案：在这项方案中，政府将为城市社区卫生医疗服务埋单(几乎100%)，城市居民凭居民身份证即可到社区医院享受几乎免费的医疗服务。于是，“全民一致”还是“双轨制”成了舆论最担心的问题——如果新医改继续依附户籍壁垒背后的福利歧视路径，那么，最穷苦的农民等弱势群体纵使分得一杯羹，怕也相当经不起天平的秤量，进而如何缓释看病之困境呢？遗憾的是，新医改方案走的还是专家路线，比较缺乏一个通畅的利益表达机制，利益关联方的博弈显得不是太充分，这当然有决策管理的理由，但是专家或精英话语所身处的立场或代表的利益集团却是既定的。
新医改之真正的“公意”在于“公益”二字：一方面，我们固然要考虑到“全民医保”的承受力；另一方面，我们更要关注医疗改革的纠偏力——纠偏医疗资源配置上的掐尖、纠偏城乡二元背景下的失衡、纠偏医疗市场异化下的不公……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里提出“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为2010年实现全民医保的目标添砖加瓦”；此后十余天，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政治局第35次集体学习(医改专项学习)时，重申了六中全会的决定，正式确立了“政府主导医改”的方向。这些核心利好其实都指向一个价值旨归：基本医疗保障是公共权力的底线与责任；而真正的“新医改”要想顺民意、得民心就要竭力警惕财政公平属性下的医保不均。
某种意义上说，谁在主导新医改其实并不很重要。重要的是，不管聘请怎样的“厨师”，请记得把新医改烹制成全民共享的福利盛宴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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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食堂玩激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