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记者真实讲述：我在北京当“医托儿”

　　编者按： 做卫生记者久了，除了采访写作，还经常当“医托儿”——为外地来京的亲朋好友联系医院、找专家、挂号……本期刊发记者的体会文章，读者不仅可以从中学到不少保健知识，还可以找到来北京看病的窍门儿。

　　当“医托儿” 学到很多知识

　　第一次当“医托儿”，是给我的父亲。

2000年11月，父亲脑血栓发作。我连夜赶回老家，听弟弟说，父亲发病的那天早上，起床穿衣服的时候就感到右腿有些使不上劲，随即嘟囔了一句：“腿不听使唤了。”

　　等我弟弟扶着父亲勉强走到公司职工医院，老人已经不会说话了。做完CT，确定是脑血栓后，父亲就陷入昏迷。

　　慌乱的家人听说医院一位大夫有一种叫做尿激酶的药物，使用后能让病人很快溶栓，脱离危险，赶紧打电话找到了这位大夫。大夫说，今天没时间，明早再说吧。

　　第二天，我父亲用上了尿激酶。但我后来采访北京宣武医院的专家才知道，脑血栓病人发病后，应该在6小时内采取紧急溶栓措施，过了这个时间段，脑细胞因缺血坏死后，是无法复苏的……

　　父亲的偏瘫、失语已成定局。等他的病情稳定后，全家商量把他接到北京做进一步的康复治疗。

　　我那时刚刚做卫生记者不久，绕了很大一圈，才把父亲送到了“对症”的中国康复中心。父亲刚躺到病床上，邻床病人的护工小王就过来了，他指着父亲撇靠在病床护栏上的右腿说，脑血栓的康复锻炼应该是在病情稳定的当天就开始的。他在我父亲右腿的外侧垫了个枕头，让腿往回拢，说这样关节不会变形，将来锻炼走路的时候右腿就不会向外画圈，那样不但难看，而且病人容易摔倒。

　　几年后，我父亲又因为肚子疼住进了一家医院，老人家咿咿呀呀说不清楚，只是比划着告诉我们肚子不舒服。在医院住院6天花了7000元，还没解决问题。同一病房的护工上前摸了摸老人的小腹说，里面这么硬，很多天没大便了吧，老年人最容易便秘，每周吃三次白菜或油菜包子能防便秘。他又教我弟弟给老人揉腹。2个小时后，我父亲痛痛快快地便了大半盆，很快打起呼噜，入睡了。

　　当“医托儿” 帮助了不少人

　　老家的人知道我在北京是一个“跑医院”的记者，就开始有人找我帮忙看病。

　　第一个是我中学的同学。他母亲在当地医院被怀疑患上了白血病，想到北京人民医院检查一下，因为那里的血液科最有名了。恰好我的一个同事采访过人民医院的一位血液科专家，我就找那位专家预约了一个号。

　　在医院，我的同学一家人见到我时，目光里充满了期待，让我深感责任重大。

　　检查结果出来后，我拿着单子找到血液科的大夫帮忙解读一下。大夫看完了告诉我们，患者患的是白血病里面最轻的一种，服用药物就能控制住，没有生命危险。同学全家人几乎都跳了起来，争先恐后地抓住大夫的手说谢谢。

　　2004年，我总结当“医托儿”的成果是：“换了两肾一肝，打败了PCP，救了4条命。”

　　我采访了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移植部主任韩志友大夫，他给晚期尿毒症患者实施肾移植手术后，患者一夜排尿35公斤，转危为安。报道刊发后，先后有10多名尿毒症患者慕名前去咨询治疗。其中有两位是通过健康时报找到韩大夫的，均得到满意的手术治疗。

　　比较惊险的是肝移植的那件事。一个星期天，我接到央视一个朋友的求援电话：他的一个朋友乙肝合并戊肝暴发，80%肝坏死，需要在72小时内做肝移植，不然就没救了。问我能不能找到合适的肝源。经过向专家朋友求援，在30分钟内竟然找到了一名适合的捐献者。但是，患者担心肝移植手术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坚决拒绝手术。

　　然而，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著名肝移植专家李明已经赶到患者所在医院，检查后认为患者适合做肝移植手术。

　　大家又一起想办法做患者的工作，那真是争分夺秒。最后，患者的妻子把丈夫声泪俱下地臭骂了一通，丈夫终于同意手术。

　　现在，这位肝移植患者早已重返工作岗位，我们也成了好朋友。

　　说起PCP，大家会想起不幸去世的歌星高峰。他就是被这个病夺去生命的。PCP又叫卡氏肺孢子虫病（或者称卡氏肺孢子虫肺炎），是由一种叫卡氏肺孢子虫的微生物引起的。发病人群主要是免疫功能低下者。

　　PCP的克星是一种叫做复方新诺明注射液的药物。但是由于这种疾病的发病率很低，这种药物的价格又非常便宜，所以很多药厂都不生产了。

　　2004年的时候，我老家的一个朋友患淋巴肿瘤，通过我在北京接受了骨髓移植后，又感染上了PCP，全家像疯了一样到处找药，从大陆找到香港，也没有找到。朋友的姐夫给我打电话，说本来不好意思再麻烦我了，但实在没办法，病人已经快不行了，能不能帮忙找找复方新诺明注射液。

　　我马上联系北京佑安医院的专家张可，他告诉我北京没有这个药，可能上海传染病医院有，并且告诉了我那里的联系方式。电话一问，果然有！赶紧把这边病人的情况传真过去，又请上海的朋友帮忙，先买了一盒针剂，50元。通过上海到北京的列车车长带了过来，终于救了朋友的命。

　　当“医托儿” 有时哭笑不得

　　在当“医托儿”的过程中，也遇到过不少哭笑不得的事情。

　　老家一个煤老板患了糖尿病，非要让我联系北京宣武医院的凌锋教授。我告诉他，凌锋教授是神经外科专家，不看糖尿病。他愣是不信，说凌锋那么厉害，把脑死亡的凤凰卫视主持人刘海若都救活了，还看不了糖尿病？

　　印象比较深的是今年5月份，老家的一个朋友打电话过来，吞吞吐吐问我艾滋病目前的治疗进展，我给他讲了30分钟。讲完后，他在电话那头哭着说，我已经是艾滋病了，兄弟，你救救我吧！

　　原来，他在半年前，出差的时候，找了小姐，没有用安全套。回家没多久，就感冒了，低烧几天。无意中看电视节目，正好在普及艾滋病知识：艾滋病感染后会出现感冒症状，过后就没事了，但病毒有可能潜伏8个月或10年左右再发病，云云……这个朋友越看越害怕，在痛苦中煎熬了半年，他喝了点酒，才鼓起勇气给我打来这个咨询电话。

　　我忙安慰他不要自己吓唬自己，是不是被感染做个检测就出来了，如果不愿意在当地做，可以来北京做。

　　又过了一个月，这位朋友才来到北京。当天晚上怕他心里着急，我陪他在宾馆住。聊天聊到凌晨3点，我实在困得受不了了，睡着了。等我起夜的时候，他还靠在床头抽烟，烟头的火，一闪一闪的，映照出他极度消瘦的脸。

　　第二天一早，我带他到了设在佑安医院的性病艾滋病检测中心。抽完血，需要等待2小时，才能看到检查的结果。

　　我带他在附近找了一个网吧去打游戏，免得他心焦。他不时地看表，又扭头看看我。

　　快到点了，我快步赶到检测中心，报了姓名后，工作人员说了两个字——没事。

　　我赶回网吧，把这个结果告诉了等在那里的他。他一把抱住我，流着泪说，谢谢兄弟！

　　网吧的服务人员很奇怪地看着这两个拥抱的男人，不知演的是哪一出。

　　当“医托儿” 也经历过不少辛酸

　　说了这么多成功的例子，其实，给人当“医托儿”，也遇到过很多辛酸的事。

　　一位同学的女儿12岁，脑血管畸形。我带他们找到北京一家知名医院的专家。专家看完检查结果后，对孩子的父亲轻轻摇了摇头。这个动作却被孩子看见了。走出诊室，孩子流着泪打着爸爸的腿，一句话也不说。她的爸爸站在医院的门口，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任凭寒风扑面，热泪长流。

　　今年春节，我接到一个电话，一个老乡哭着说，你快过来，我在某某医院，老婆在这里跳楼了。

　　我急忙打车往医院赶。在路上我想起来，1年前曾经引见他到这家医院给老婆做了一个脑部良性瘤的手术，非常成功。怎么又这样了呢？

　　到了医院，看到老乡靠着一个长条椅子坐在地上，在哀嚎，嗓子已经哑了。

　　原来，上次手术回家后，患者就开始从鼻子里往外流水汁，医生检查是脑子里有个瘘，还需要手术。这个堵瘘的手术做了两次都没能堵住，这次是第三次，做完没几天，鼻子又开始流水了。痛苦不堪的患者，趁丈夫外出打水，从六楼跳了下去……

　　专家说他们尽力了，给我详细讲述了手术的情况，是符合医疗规范的。

　　最后，医院给患者家属减免了未交的费用，又给了一定数额的抚慰金，这件事情才算了结。

　　一半患者其实不用找“医托儿”

　　屈指算来，在北京当“免费医托”已经7年了。现在每周都会接到3个以上的咨询电话，至少有一个让帮忙挂专家号或住院的活儿。

　　在给亲朋好友做这些事情的过程中，我融进了自己的工作，现场采访，写出了不少受到称赞的稿件。也督促自己学习基本的医学知识，熟悉北京各医院的特色，别人问的时候，能说出个七七八八。

　　要说感悟，最直接的是，有50%的人其实都不需要来找我。有些病直接到医院，直接挂号，就可以了，不需要排队，也没必要求人找专家。

　　还有就是，有些病根本不需要来北京，一种是小病小灾，患者家属迷信北京，就来了；还有一种是绝症，来了也没用。

　　再说说全国人民看协和的现象。全国各地的病人蜂拥进京看病的现象，在北京协和医院最明显，因此有人说：全国人民看协和。这其实是医疗体制弊端的一种病态反映——资源配置不合理，体系不健全，服务不深入不到位，信息不对称。

　　所以我常常感慨：什么时候，我做医托的工作量能比现在降低80%，医改也就到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