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承熙与美国大学枪击事件：解剖暴力原因

　　病态的基因，扭曲的心灵，社会孤立以及枪文化——这些不是全部原因。枪杀多人，还需要个人的意愿去扣动扳机。

　　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事件的凶手赵承熙将枪口对准自己扣动了扳机，使神经科学家来不及对他的大脑皮层进行扫描，看看他的大脑有什么异常活动。

此前，也没有基因学家对他的 DNA 做过分析，以寻找与冲动、攻击和暴力相关的基因。虽然 2005 年末，一家精神病院的医生在赵承熙跟踪过两个女学生后得出结论，说他“感情冷漠，情绪压抑”，但没有心理学家有机会问他为什么要写那些令人不安的剧本和杂文，以至去年秋天他的教授要他去做心理咨询；没有社会学家探讨过美国社会对这个在美国生活了 15 年的 23 岁韩国学生有过什么影响。

　　虽然最简单就是说赵承熙是个疯子，但没有人会知道他在学校宿舍杀死两个同学之后两小时，为什么又穿过校园来到教学大楼再枪杀 30 人。这些无人问、也无人能答的问题，正显示了暴力病原学研究如今是多么的复杂。

　　不久前，科学家援引基因、脑回路、多动症、父母野蛮惩罚或美国的枪文化来解释 1966 年奥斯丁得克萨斯大学的查理斯·惠特曼枪击案、1991 年得克萨斯州基林市的乔治·赫纳德枪击 23人案以及 1999 年哥伦拜恩高中的枪击案。但具有特殊变异基因的人，有的成长为反社会的人，有的人却不会；大脑某些特定区域过度活跃的人有的会犯暴力罪行，有的也不会。也不是从童年起接触《 侠盗车手》之类的暴力游戏或者长期面对父母冲突（暴力的危险诱因）而习惯了暴力的每个孩子都会成为杀人凶犯，否则，像赵承熙这样的罪行就不会吸引网络的新闻主播们冲向屠杀地进行现场报道了。

　　研究犯罪暴力（指战争和民众冲突之外的暴力）的科学家现在相信，犯罪暴力的基础在于个人的生物特性、反映先天因素与经历相互作用的心理状态，以及大的文化环境。没有单一原因是决定性的。研究校园枪击者的芝加哥洛约拉大学心理学家詹姆斯·伽巴瑞诺说：“这就像孩子用积木搭房子，它倒塌了，你会指着最后加上去的那块积木说就是它引致的，但实际是一系列危险因素累积的结果。”

　　基因与赵承熙完全相同，但在不同环境成长、具有不同经历的人，就不太可能成为他这样的创美国凶杀记录的大规模杀手：虽然生物性可能严重扭曲了，但心理状态 —— 经历与生物性相互影响的结果 —— 却不会一样。同理，赵承熙如果换一个国家长大，比如换在日本，几乎可以肯定不会有这种发泄仇恨和狂怒的行动：生物性和心理状态会使他有暴力杀人的倾向，但大的文化环境会阻止这种倾向成为行动（当然日本一样有凶狠的杀人者：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案的次日，长崎市长就在路边被歹徒枪杀）。已经明白的是，犯罪暴力反映了并且需要个人的生物性、生活经历和更大的文化环境的共同影响以及冷血地夺人性命的决心。

　　一二十年前，当行为遗传学鼎盛的时候，它展示的“圣杯”之一，就是一个使人天生倾向犯暴力罪行的基因，以及科学家所要寻找的目标 —— 荷兰的一个反社会家族。这个家族有 14 个男人犯下了冲动性、攻击性罪行，包括纵火和强奸未遂。1993 年，科学家报告说，这 14 个人具有相同形式的X染色体基因。这种基因制造一种称为MAOA的酶，它破坏血清素和去甲肾上腺素等大脑化学物质。正常形态的基因产生大量 MAOA,而变异形态的基因则很少产生 MAOA。动物研究显示，低酶水平与侵犯性相关，大概是 MAOA的缺乏会使脑部累积导致攻击性的神经化学物。

　　但“暴力基因”理论很快被发现站不住脚。2002 年，科学家对 442 个新西兰男性从出生开始跟踪，证明 MAOA 并不像荷兰研究者提出的那样有直接的关系。的确，具有低活性MAOA基因的男性比有高活性的更容易持续打架、欺凌、犯残暴罪行，但只有当他们的孩童期被忽视或虐待才会出现这些行为。如果他们没有遭受虐待，则低活性 MAOA 基因并不太会引发暴力。基因不是充足条件。基因不是导致人的暴力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只是可能性因素：如果两个男孩遭受严重的虐待，则有低活性 MAOA 那一个在长大后更可能犯暴力罪，而且，还要社会为这种“野草”的生长提供沃土才行。

　　从基因到行为要经由大脑。对杀手进行研究的南加州大学的阿德里安·瑞恩，将杀手分成反应型和主动型两类，前者是在遭受侮辱和蔑视（真实的或猜想的）时作出反应，后者则是为了达到预谋的目标（如抢劫）。瑞恩在 1998 年一份报告指出，主动型杀手的大脑活动模式与正常、非暴力的志愿研究者的模式没有区别。但反应型杀手负责“执行”功能（如判断、谋划、抽象推理、自我控制以及抑制不合适或冲动行为）的脑部前额叶皮层的活动明显减少。瑞恩说：“这是脑部说‘停止，让我们再想想’的部分，它对脑部产生郁愤和狂怒的情绪区起镇静作用。” 神经精神病学家丹尼尔·阿门说，前额叶低活性也“意味着同情心将关闭”。他负责四个精神病诊所，在基普·金克尔的大脑中发现了上述模式。1998年，当时15岁的金克尔在俄勒冈州春田市杀死了父母后，又枪击了 27 个同学。“你杀死 32 个人，还能有任何同情心吗？”阿门问，“那与前额叶皮层的低活性有密切关系。”

　　在反应型杀手的大脑中，前额叶可怕的沉寂，伴随着负责情感的边缘区活性增加。瑞恩说：“这样会令进攻性增强，前额叶控制力则减弱。双重影响可能使人更容易做出攻击性行为。”另一个称为扣带回的涉及转移注意力的大脑区域也过分活跃，阿门说﹕“人变得有强迫症状。有的人有了暴力想法就摆脱不了。跟踪就是一种迹象。”

　　但从早期的研究暴力重罪犯的大脑到现在，神经科学的范例发生了转换。研究者现在知道，生活经历甚至反省都能改变大脑的活动模式。比如，当强迫症患者学会以不同的方式思考，他们就能使扣带回的活动平静下来。这就提高了一种可能性﹕即杀人者异常的大脑活动就是他们的经历或他们的想法的结果，而不是天生的。同样，过去认为睾酮引起攻击性，睾酮越高，攻击性越强。但斯坦福大学神经学家罗伯特·萨波斯基在他的著作《睾酮之扰》中说，事实上，各人不同的睾酮水平(只要在正常值的 20% 到 200% 范围内)并不会引起不同程度的攻击性，也不会随着一名男性不同时期的睾酮水平的变化而可以预见到他攻击性的变化。只有当水平是正常值四倍以上才会引起麻烦。正如经验能改变脑回路，行为也能改变生物特性：攻击性抬高睾酮水平甚于睾酮抬高攻击性。

　　萨波斯基写道，要是引致暴力的原因或解释“只是单一的基因、或激素或神经递质、或大脑的某一部分就好了”，但“我们的行为生物学离开了它所相关的社会因素或环境的背景，一般就会变得没有意义”，这意味着探讨暴力的根源，必须提高到心理学的层次，从生物学与个人生活的相互作用入手。

　　法医心理学家试图绘制一幅大规模杀手的“典型”轮廓，已取得一定的成功。90％ 以上的杀手是男性，大规模杀手中的男性比例更高（但也可能改变，如中东现在就有很多女性的人肉炸弹）；大规模杀手通常是 25 岁到 35 岁，校园杀手更年轻；很少有严重的犯罪记录；有的杀手是为了报复，有的是为了名誉；有的发出明显的警告信号，如赵承熙的充满暴力的写作，有的则突发性的攻击；有的杀死自己认识的人，有的则把在场的任何人当作目标。约翰杰伊刑事司法学院法医心理学教授路易斯·施勒辛格说，与其说大规模杀手是平静的精心掩饰的精神病患者，不如说他是悲伤的、受伤害的、压抑的、被社会孤立的，以及最重要的，是偏执狂者。

　　他们属于一种特殊的偏执狂：将自己的烦恼怪罪除自己以外的所有人，认为世界与他们作对，生活不公平。东北大学刑事司法学教授詹姆斯·福克斯说：“他们认为其他人要为自己的问题负责，绝非自己的错。所以，当他们认为自己不值得活下去，其他人也得一起死，因为其他人负有责任。”在寄给NBC的录像带中，赵承熙咆哮说：“你们把我逼到死角，我只有一个选择……现在你们的手将沾上鲜血，永远也洗刷不掉。”杰克·列文是东北大学的社会学家，去年，他曾到弗吉尼亚理工大学作过有关大规模杀手的演讲，列文指出，建议他们接受辅导通常没有效果，“回答总是，‘心理顾问？治疗师？我是学校里惟一神智健全的人’，他们变得与社会非常疏远，你对他们无能为力，除非强迫他们进精神病院。”

　　有的大规模杀手会试图对抛弃了他们、使他们陷于无助的世界行使力量。施勒辛格说﹕“他们往往觉得世界对他们很不公平，他们愤怒，想对世界发泄出来，他们产生杀人的念头，认为那将解决他们所有问题，然后心思就集中在这一点上。”他们的问题可能包括失业（很多办公室杀手都是愤怒的前雇员）、金钱损失或与伴侣关系破裂。虽然这些遭遇会把杀手逼向绝路，但他是在经历一连串侮辱、苦难和失败的关系之后，才走到这一步的。列文说：“你不会在成绩单上看到一个 D 就向 30 个人开枪。一定是经过一连串的挫折。这些人长期地感到沮丧和痛苦。”

　　那么，人们会问，这些痛苦、仇恨和怨愤是怎样产生的？明显要看的是童年。研究发现，在 17 岁犯下严重暴力罪行的青少年当中，45％ 的男孩和 69％ 的女孩童年显示过不适当的攻击性，与其他孩子打过架。一个人在 20多岁时才首次出现暴力行为的情况非常罕见。（绝大多数攻击性青年长大后会平静下来，不会变成有暴力倾向的成人，也许是因为负责判断和冲动控制的脑回路要到 20岁前后才发育完善）。

　　但童年的攻击与后来的暴力并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相反，一个攻击性的孩子，一个很难控制冲动或病态羞怯，甚至不能读懂别人的语气的孩子，会引发同龄人和父母某些行为和对待方式。一个怪僻的孩子无法交友，他的怪异使其他孩子疏远，他会考验父母的耐心和爱。这种先天性情的反复（归咎于基因还是脑回路都一样）使病态的性情和行为逐步被放大，形成一种暴力犯罪倾向心理。2006 年对 334 名青少年的研究发现，七岁时有反应型攻击行为的男孩，到 16 岁就变得冲动、敌意、社交焦虑及没有朋友。赵承熙是如此孤僻，以至几乎不与同室的人讲话。在寄给 NBC 的录像带中他怒吼：“你们摧残我的心，蹂躏我的灵魂，烧毁我的良知。”

　　如同发现基因表达依赖于环境，脑回路反映了生活经验，这一点也是科学家最近才明确的：孩子先天的性情决定了世界将如何对待他，结果是，其性情可以被强化，也可以被改变。一个天生羞怯带着与羞怯相关的基因的孩子，如果其父母能给予积极的鼓励而不是消极地听任其自闭，则孩子完全可以和其他孩子一样成长为一个开朗的、能融入社会的人。

　　赵承熙这样选择一种高调犯罪的杀手，想得到最后的表达生活意义的机会。加州长滩的临床心理学家佳娜·马丁说：“他们想，‘我也许从来值不了什么，但我要死得有所值，这是我在世界留下的最后印记，我最后的话语。’ 他们幻想自己在世上留下最终痕迹，即使他们无法活着看到。”再看赵承熙的录像带：“别以为你们在摧毁一个可怜小男孩的生命。多亏了你们，为了鼓舞世世代代的弱小无助者，我像耶稣那样死去。”这明显带有救世的情结，但很少有人研究，宗教信仰究竟是使大规模杀人的可能性多了还是少了。就国家层面而言，被教皇本笃感叹为背弃了基督教遗产的西欧国家是全球凶杀率最低的。列文说﹕就个人而言，有证据显示，定期去教堂“有助道德的整合”。但过度笃信宗教以至出现幻听幻觉，又往往是精神分裂的征兆。

　　年轻杀手趋于模仿被广泛报道的杀手的言行。哥伦拜尔中学的枪击案就激发了好几个类似的计划，在赵承熙的录像带里他提到了该案的“像埃里克和迪伦那样的烈士”。烈士的称号是有力的说明。在哥伦拜尔案发后，在美国教育部和情报机构进行的一次最彻底的中学枪手调查中，研究者检查了过去 25 年来的 37 起类似案件，涉及 41 名枪手。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威廉·波拉克说﹕“78％ 的凶手在作案时有自杀倾向，那些没有死去的说他们巴不得自己被警察打死。他们是孤立的，感到受尽欺辱和烦扰。他们想死。”

　　但是，感到长期受挫折，将问题归咎他人，社会孤立，都不足以触发大开杀戒。弗吉尼亚大学临床心理学家彼得·契拉斯说﹕“如果这一类人每个都成为大规模杀手，那么，地球上就不会还有人了。”将最后一块积木放到房子上，使房子崩塌，你还需要必要的环境。

　　在弗吉尼亚校园凶杀案后不到 24 小时，澳大利亚总理约翰·霍华德提到“美国负面的枪文化”。这种批评引起全球共鸣，提醒人们俄勒冈州春田市校园枪击案的 15 岁凶手金克尔如何容易地得到枪支。洛约拉大学的心理学家伽巴瑞诺说﹕“一名精神治疗师曾建议金克尔的父亲给他买支枪，这样父子俩就可以一起玩枪。其他文化环境的人听了这话一定会很震惊。”

　　只有枪才能造成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和哥伦拜恩高中凶杀案死亡人数如此之多。你没听说过持刀行凶能大规模杀人。但历史学家很久前就注意到，美国的暴力倾向是独立于其枪文化的。理查德·霍夫斯塔特在其 1970 年的文集《美国暴力：历史实录》中曾写到美国历史中“异常频繁，司空见惯”的暴力。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家劳伦斯·弗里德曼认为，美国的暴力“一定是来自美国人性格的深处……是美国人生活的现实造成的……犯罪也许已经成为自由的代价的一部分”。

　　就数字看，美国本应属于暴力凶杀案低发区，因为暴力与一个国家的国民收入有关系。比如，英国 1998 至 2000 年间凶杀案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是 10 万分之 1.5，日本是1.1，南非是 54，而美国是 5.9 —— 甚至高于土耳其的 2.5。显然，文化在起作用。但怎么起作用？

　　美国是个移民国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心理学家约翰·戈特纳说，那些选择在异国他乡寻求运气的人都是“活力充沛和具冒险精神”。对大多数移民来说，冒险精神能转换成激情和动力，使他们在移居的土地上获得成功。但对少数人而言，冒险伴随冲动，就可能为他们创设一个暴力的舞台。戈特纳说：“移民国家如澳大利亚和美国，的确能看到更多的暴力。”如果语言和文化的障碍使移民孩子不能融入环境，就会增加他疏离社会的风险，加以足够的逼迫因素，就会使他们诉诸暴力。

　　一个流动的多民族杂居的社会，生根难，建立将人们连成一个社团的社会纽带也难，其暴力犯罪率就高。美国当然是一个具有高度流动性的社会，是个由陌路人组成的国度，作为较大的收入不平等国家之一，美国的暴力犯罪也更高。这方面也许与赵承熙的说法绝不是巧合：“你们这班阔少，有奔驰车还不够，你们这班势利鬼，有金项链还不够，有信用基金还不够。”

　　观察家们早就预言，美国人的性格在开荒拓疆的时代就形成了。远离欧洲大陆的文明和法治，美国人崇拜那些把正义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人。虽然用“美国人性格”来解释一个韩国移民所犯的凶杀案似乎不很有说服力，但赵承熙在美国生活了 15 年，无可避免地一定吸收了美国的竞争和个人主义文化。福克斯说：“这里比别的国家更钦佩胜利者而责难失败者的无能。”大规模杀手大抵都是失利者，有失败经历的人，在‘个人命运完全取决于自己’的压倒性舆论面前，他们内心深处倍感自己没有价值。而在亚洲国家，说个人命运完全取决于自己，却会被认为是可笑的。如果通常意义的成功证明是难以实现的，还有别的途径。哥伦拜恩枪击者在他们的日记中写到，他们需要一定的尸体数量来达到“可拍电影的地位”。在这个被媒体渗透的文化里，被好莱坞或者最无意义的真人秀关注自己的故事，成了对自身价值的最终认定。

　　个人崇拜的终极表达是美国的枪文化。弗吉尼亚大学的契拉斯说﹕“枪是自我把握和力量的终极表现方式。”不管世界如何对待一个潜在杀手，“如果他有枪，他就自动地感觉到与任何人平等。”

　　个人主义强化了不公平感，后者在暴力低发国家是一种陌生的感受。在日本，人们从小就被教会对大大小小的苦难忍耐。 在美国留学的东京神学研究者和教师铃木说，如果感到愤怒或气馁，“我们宁可忍受或自杀，而不会杀人。 我们不会为了公然报仇而选择连环鎗杀，只会自杀，也许留一张纸条，对那些压迫我们的人表示愤怒。”亚洲国家的自杀率几乎是凶杀率的六倍。

　　讨论美国文化中的暴力免不了要提及血腥的视频游戏。在荧屏中开膛破腹而得分后，年青的玩家变得越来越具侵犯性，当然更多的是欺负小妹妹的那种侵犯性，而不是在商场开枪。虽然如此，依然有证据显示，暴力游戏对人有麻木作用。波拉克说：“当人们不再感觉伤害人是可怕的时候，那就很危险。”

　　积木就这样一块一块地被垒起来——杀人狂与生俱来的生物学基因，脑回路所承载的人生体验以及从周围世界吸取的信息。仅仅追溯单一的体验或特征是不够的，不能归咎于单一的因素。但即使科学能够找出织造杀人狂心理的各种力量，所得出的解释也不能成为其杀人的借口，也不能成为其辩白。最后还是杀手有扣动扳机的决心。要弄明白这个谜，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信息来源：《新闻周刊 中文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