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价控制面不断扩大 企业又将面临新考验

　　二十余次降价，仍然没能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痼疾，一些廉价药却难觅踪影。

　　近日，从广东省物价局传出消息称，鉴于“以药养医”的药价模式需要改革，而广东作为全国唯一的医药价格管理体制改革试点省份，在已拟出的改革初步方案中，今后所有处方药都将纳入政府的定价管理。

　　对此，行业资深人士分析，在近年政府越来越强势的以降价为主的药品价格干预政策面前，药企正面临“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的两难境地。

　　政府定价越来越多

　　近年来，国家物价管理部门和各省物价局多次掀起“药品降价风暴”，先后数次发出降价令，数千种药品价格平均降幅均超过20%，全国来算，多年降价总额有数百亿元之巨。在“看病难、看病贵”成为社会各方关注的热点问题后，政府对药价的干预力度越来越大。

　　远的20余次国家大规模降低和调整药品价格不说，从近一两年国家发改委的药品价格政策来看，国家对药价的控制由中央为主，地方为辅的集中模式，逐渐向中央和地方分别控制的分类分级模式发展。

　　二十余次降价，仍然没能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痼疾，一些廉价药却难觅踪影。

　　近日，从广东省物价局传出消息称，鉴于“以药养医”的药价模式需要改革，而广东作为全国唯一的医药价格管理体制改革试点省份，在已拟出的改革初步方案中，今后所有处方药都将纳入政府的定价管理。

　　对此，行业资深人士分析，在近年政府越来越强势的以降价为主的药品价格干预政策面前，药企正面临“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的两难境地。

　　政府定价越来越多

　　近年来，国家物价管理部门和各省物价局多次掀起“药品降价风暴”，先后数次发出降价令，数千种药品价格平均降幅均超过20%，全国来算，多年降价总额有数百亿元之巨。在“看病难、看病贵”成为社会各方关注的热点问题后，政府对药价的干预力度越来越大。

　　远的20余次国家大规模降低和调整药品价格不说，从近一两年国家发改委的药品价格政策来看，国家对药价的控制由中央为主，地方为辅的集中模式，逐渐向中央和地方分别控制的分类分级模式发展。

　　二十余次降价，仍然没能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痼疾，一些廉价药却难觅踪影。

　　近日，从广东省物价局传出消息称，鉴于“以药养医”的药价模式需要改革，而广东作为全国唯一的医药价格管理体制改革试点省份，在已拟出的改革初步方案中，今后所有处方药都将纳入政府的定价管理。

　　对此，行业资深人士分析，在近年政府越来越强势的以降价为主的药品价格干预政策面前，药企正面临“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的两难境地。

　　政府定价越来越多

　　近年来，国家物价管理部门和各省物价局多次掀起“药品降价风暴”，先后数次发出降价令，数千种药品价格平均降幅均超过20%，全国来算，多年降价总额有数百亿元之巨。在“看病难、看病贵”成为社会各方关注的热点问题后，政府对药价的干预力度越来越大。

　　远的20余次国家大规模降低和调整药品价格不说，从近一两年国家发改委的药品价格政策来看，国家对药价的控制由中央为主，地方为辅的集中模式，逐渐向中央和地方分别控制的分类分级模式发展。

　　4月6日，国家发改委公布了“关于调整对乙酰氨基酚分散片等部分药品定价权限的通知”，调整34种药品价格定价权限，对乙酰氨基酚分散片等24种《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内已转为非处方药的中西药品，调整进入地方价格主管部门定价范围。之后，4月9日发改委宣布，调整188种中成药的零售价格，平均降价幅度为16％，最大降幅52％。随后，广东提出对所有处方药实行政府定价的管理方案。

　　国务院研究室社会发展司司长朱幼棣认为，我国药品价格的控制力度已经很大。目前，我国实行中央和地方对药品零售最高限价，中央政府管理的有1600多种，地方政府管理的有800多种，这样算起来是2400多种，但实际上还不止这些，若包括规格的定价，实际上达到了六七千种，甚至更多。加上近年实行了药品招标采购和挂网限价，实际上与国外政府和公共卫生机构与制药企业通过谈判对采购药品的价格实施影响是类似的。

　　药价考验企业

　　但连续多次降价后，老百姓上趟医院还是花钱如流水，原因何在？

　　如今在很多地方，不管是医院，还是药品零售市场，一些经政府定价的廉价常用药难觅踪影，换之与疗效相近但价格昂贵的进口药或改头换面的“新药”。对于这个情况，药企人员解释，目前国内药品生产流通企业已经完全市场化运营，正常的药品销售，一般需要药价的10%~20%提取流通环节利润，药价越便宜，利润越薄。对于那些因降价而利润降低的廉价常用药，且不说自负盈亏的医院和药店不愿销售，即便是靠产品利润生存发展的生产厂家和药品代理商也要淘汰掉这些影响利润甚至赔本的品种。

　　从广东近期的挂网和处方药政府定价来看，政府对药价的干预力度今后会越来越大。闲置生产线会亏损，生产低价药也会亏损，企业真不知该怎么办了！”有药厂人员抱怨。

　　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于明德认为，政府一味加大药价干预力度的做法值得商榷。于明德表示，2006年，因国家下调药品价格，制药行业减少收入1000亿元左右，而老百姓并没有从中得到多少实惠，这些钱实际上被批发、零售和医院等各个环节消化吸收了，而“以药养医”的现行体制正是诸弊之源。他举例说，由于缺乏有效监管，国家要求医院加价不超过15%，而实际上全国医院药品平均加价差率高达42%。

　　于明德认为，应从我国医疗卫生体制着手解决医疗消费的问题。比如正在酝酿的医改方案备受行业和大众关注，但医改应怎么改？现在的舆论多偏向于，政府在卫生事业上加大投入是应该的，但政府不是万能的，不可能把所有的事都包下来。应该说，政府在医疗保障方面应承担两方面责任：一是公共卫生，二是基本医疗。其他的应该交给市场。

　　朱幼棣个人认为，在当前的体制下，我国药品定价机制虽然在控制药品价格过快涨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对解决“看病难、看病贵”还没有发挥应有的影响。由于当前决策部门对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缺乏系统的研究、分析、论证和总体的规划，出现了“头痛医头、脚疼医脚”的状况，药品限价被当作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主要手段，制药行业也就不得不为“以药养医”的现行体制“输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