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在死神敲门的日子里

　　我曾以自己的体格和健康状况而自豪=自信，否则我何以在1998年孜然一身地走遍祖国一万八千余公里的海岸线体验生活？这就是当时轰动美术界的“郭修琳海疆万里行”。

　　人是不能过分自信的。我的咽喉早在两年前就有异样感觉，有时还呵出一点血丝，由于我的无知，对此根本不当回事。

直到1994年夏，我正在创作《溟海希声》大幅国画时，觉得喉里有异物，发声也变了，才去当地医院检查。医生要我立即停止烟酒，速去上海作进一步的检查，我只得无奈的停下手中的画笔。在上海五官科医院作喉镜与活检检查，医生说：你怎么今天才来检查？他对我爱人说：“你丈夫是喉癌晚期，必须全喉切除！”妻子红红的眼圈已显示出问题的严重。

　　全喉切除手术长达八小时，妻子和孩子在手术室门口焦急的等着我不知生死。我躺着推出来了，“活的！”推车人告诉我的爱人。

　　半个月后我开始放疗。颈部的“照光”已炙成棕黑色像老松树皮似的，食道吞咽困难，毫无食欲。为了活着，物品迫使自己进食......。

　　我终于出院了，一个失去声音而面目全非的人，体重减轻了十八斤，步履艰难地走出医院大门。迎面一阵寒风，使我觉察到冬天很快就过去，春天已向我招手了。

　　谁都希望一生平安。谁知死神又向我逼来。四个月后，我的颈部两侧又发现两个肿块。我们赶到上海原手术的医院检查后，医生无奈的说：“放疗刚做过不久，不能再放疗了。这两个肿瘤所长的位置也无法开刀了。”接着，他把我爱人叫到隔壁间说：“治疗已无意义，看到你丈夫只能活半年了，回去吧！”当隔壁

　　传来我妻子的哭声时，我的痛苦中思维却朝着另一方面想：医生是根据我的病情来判断我只能活半年但他无法判定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及其潜在的意志力量。看来W医院已经是黔驴技穷；了，Z医院呢？

　　Z医院几位医生会诊时，作出了先化疗几个疗程，在做第二次手术的决定。颈部科的田教授仔细检查与分析了我的病情，认为开刀仅有一线希望，但难度极大，叫我作好成功与否的思想准备。我当着田教授的面写了一句：“请放心，我已经作了最坏打算，但我会向最好的争取！”我想到那句“死马当作活马医”的

　　俗话，死马是绝无希望可医的，现在我还是一匹活着的马啊。

　　当我化疗开始的第一天，我的日记上写下了这么一句：“用笑脸去迎接悲惨的厄运，用百倍勇气来对付一切不幸！”几个疗程的化疗我挺过来了，颈两侧的手术也出人意料的成功。拆线时，我默默的数着颈部缝了几针：共五十二针，相当于杀了半个头。现在，我又像一匹活着的“马”出院了。

　　一年后我摸到颈右侧有一块小东西，警惕的心促使我急着去上海检查。田教授摸了一下我的颈右侧说：“这不是肿瘤，是开刀留下的疤痕。”他再摸了我的颈左侧时说：“这里有一块我看是肿瘤。”经活检后，的确是恶性鳞癌。手术！又是一次颈部手术。这是我第三次开刀，对我来说好象是“虱子多了不痒”的感觉了。我很快的出院了，我又像一匹不死的马，每天在绿树丛中呼吸的走着，哦仍然在画室中笔耕不辍。至于服药，我服的中药，光药罐就烧破五十多只。

　　我与癌魔抗争了十二年，自以为“修成正果”了。想不到在2006年1月2日突然接到体检的结论---肺癌！这两个字如同死神重重的敲门声。震惊、悲伤、愤慨又有何用，只有冷静面对。虽然我是个久经沙场的老战士，但如今碰到的是一个新的顽敌。当然，开刀是首选的，结果是筋骨取掉两条、左肺切去一叶，刀痕留下了一条长长“拉链”。接着是四个疗程的化疗。化疗的落发与呕吐都是意料之中的。又有什么可怕？现在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我想：一个癌症病人在死神面前，连个死字，癌字都不敢讲，他的抗争是无力的；只有那些直面死神，笑对人生的人，死神才望而却步。

　　这次出院后，我还是坚持着天天服中药，早上在树林里呼吸地走着，我把调节肢体、呼吸运动与心理活动融为一体，逐渐地进入一个“天人和一”的气功境界。从中我悟到了它与中国画的“似与不似”、“意到笔不到”有内在的联系。晨练结束后，我进入画室信马由缰得画着，笔底出现行云流水似的线条，一种放松的痛快感步满了全身，从而我想到国画大师黄宾虹的名句“诗可解病，画可驱魔”确是肺腑之言。

　　在死神敲门的日子里，我创作了大量的国画作品，发表展出的有数百件，获奖的有十七件，被中国美术馆、毛主席纪念堂及各博物馆收藏的有十九件。出版的画册除了“海之歌”外尚有《郭修琳摄影选集》。

　　在这十二年的抗争中，我觉得所作的画比病前自由、潇洒。创作题材也有新的突破，作品体现生命、涉及人与自然和谐的教多。故美术界评我的画作为“超越自我、超越生命”、“挚爱生命，搏击命运，笑对人生是郭修琳美术作品中的魂”。被人们称为自画像的作品，既是我失音后迸发出的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