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BN戴晓畅总经理：从容而为的“山里人”

　　20世纪末，戴晓畅回到云南昆明，在世界上顶级的研究机构学习工作了八年，对国内显然落后的科研条件感到有些不适，但是很快的，他就组建起了云南大学药学院并任院长，创建药学院博士点。

　　现在的戴晓畅，除了云南大学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头衔，其角色更多的是一个职业经理人——中美合资昆明贝克诺顿制药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身材偏瘦的戴晓畅，嘴上总是带着淡淡微笑，他留给记者更多的印象，并不是浑身散发着知识光芒的教授，也不是把架子高高端起的企业老总，他更像是一个非常轻松幽默而不失儒雅的学者。一个鲜明的例子是，言谈间他不时迸出“我们昆明人就是山里人，贝克诺顿也在山上”的诙谐之语。记者臆测，戴晓畅性格中的幽默也许来自天性，亦有可能受8年美国生活的影响，但更多的，应该来自他岁月历练后的从容和坦然。

　　戴晓畅自称“山里人”，从销售队伍到掌门人，贝克诺顿俨然一个非常专业化运作、有着国际化视野的团队。在该公司2006年会上，记者看到极具专业素质和业务修养的销售人员汇集一堂。与西安杨森较为类似的是，贝克诺顿把工厂设在昆明，把销售公司设在上海。

　　1983年，戴晓畅从云南师范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在云南大学附属中学任教两年。为了获取更多的专业知识，戴晓畅而后在中科院上海生化攻读硕士学位。1988年，戴晓畅与同学李良、周洪彬成立了年轻的科研小组，共同研究植物生理学的前沿研究课题，并负责项目的研发推广和大田实验。做研究时，由于大量的实验器材需要冷藏，他们踩着三轮车到商店买冰箱，当回到研究室时，三个人都累的满头大汗。三年后，年轻的科研小组研制出了植物生长调节剂“云大--120”，并说服云南省科委，最终成果产业化。

　　1991年，课题刚一结束，戴晓畅作了人生一个重要决定——出国留学，到世界上顶级的研究所去！由于有着较好的研究经历和专业背景，并且通过了考试和面试，美国史克利浦斯研究中心以全额奖学金录取了这位中国学生。戴晓畅先是在美国史克利浦斯研究中心化学系取得博士学位，而后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生物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在留美八年期间，他主要从事利用体外进化技术研究开发可用于生物治疗的核酸酶，并在世界上首先实现用核酸酶断裂肽键，为以核酸酶为手段的新一代基因治疗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该成果后来他以第一作者发表在《Science》上。

　　对话

　　出去就是为了回来

　　记者：1991年当时你在国内已经取得了第一个科研项目的成功，为什么是想到出国而不是国内继续研究？

　　戴晓畅：为了再提高。当时我联系它（美国史克利浦斯研究中心）也是有道理的，在上海生化所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的导师在这个研究中心做过访问学者，所以我知道它是一个世界顶级的研究所。正好那一年它开始在全球招博士研究生，但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计划，它只招2个专业，每个专业招10个人，每人提供全额的奖学金。它应该是美国最难进的研究所之一，我当时就是考试都通过了，就提交了申请，中间通过了一个电话面试，就进去了。

　　记者：当时你在美国，有没有发现美国的制药业、大学和研究所，有中国人的身影？

　　戴晓畅：中国的留学生很多，中国的留学生是美国最多的。另外在美国FDA也有不少中国人。

　　记者：当时对美国的制药业有接触吗？

　　戴晓畅：我们肯定是一直都关注的，因为这中间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在美国，都是大学和研究所做基础研究，企业负责产业化，中间有很好的衔接体制。

　　记者：留美八年，你觉得这段人生经历给你带来了什么改变？

　　戴晓畅：这是整个认知层面的改变。世界上最好的大学、研究所，他们在做什么、想什么，他们怎么做，和产业是怎么结合的，美国的产业是怎么发展的，你身在其中，就会有切身的体会。你的同事，你的朋友，你的老师，他们每天都在做这些事情，非常真实的活在其中，你自己就会知道。这个不是靠在国内的读书能够获来的。中国有句古话“百闻不如一见”，你不仅见了，你还参与其中，肯定会有比较深刻的认识。

　　记者：既然美国的科研条件等都很领先，那你为什么又回来了？

　　戴晓畅：我出国就是为了学习，就是为了回来。这和我的经历有关，我出国之前在国内教过书，做过研究，所以我知道在国内怎么样去获得成功，怎样的途径是合适的。所以我出国的时候就是抱定了主意要回国的。

　　研发往中国转移不可逆转

　　记者：你在美国的朋友对中国的制药业是怎么看的？

　　戴晓畅：很多的人对此没有认识。有部分的人在关注，但是他们认为中国的制药业还是很落后的一个状态。我感觉现在国内的制药业，在更多的时候像美国的二三十年代，药害事件不断发生，像欣弗事件，齐二药事件，典型的就像是发生在美国1935年的事，同样的事情，死了一百多人，然后因为这个事情美国FDA对药品法规做了重大的修改。跟现在的中国一模一样，中国落后了七八十年。

　　记者：就你看来现在中国制药业的研发力量到达了哪个层次了？

　　戴晓畅：中国制药业的研发力量还是比较弱的。但是现在有一些小型的制药公司或者研发公司在成长起来，这些公司都有着各自的生命力。他们或者是有人投资，或者是自己投资就起来。或者就是像药明康德那样，有着国际化视野的一个团队，利用国内的软硬件力量专门给跨国药企专做研发外包，这样的企业不是一个两个，多了。所以中国的研发力量在这些企业而不是传统型的制药企业，传统的制药企业对研发的理解和国外对研发的理解完全是在两个层面的。我们打个比喻吧，国外制药企业和国内传统制药企业对研发的认识，就好像是NBA的球员和在街头打篮球的人的区别。

　　记者：那么我们制药行业的前景在哪里？

　　戴晓畅：中国在将来一定会成为药品制造大国，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就像中国在很多领域已经成为制造大国，逐一展开了国际竞争，现在很多中国制药企业已经开始了海外委托生产。至于中国要成为研发大国的话，可能走的路子还比较长，但是研发往中国转移，这个形势也是不可逆转的。这个基于几方面的因素，一个是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以来，基础设施是日益完善，目前中国尤其是在中心城市和沿海城市，具备了这种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另外中国有着非常庞大的良好的教育体制，它制造了大量的训练有素的高级劳动力，而且相对来说是比较便宜。所以这么两个基本要素下面，再加上中国改革开放这三十年来相当稳定的一个政治环境和日益开放的一个社会，这些因素会让中国的制药行业紧跟其他行业的后面，走上国际舞台。

　　贝克诺顿专注三大领域

　　记者：你是到贝克诺顿（KBN）两年了，这两年它的运营情况如何？

　　戴晓畅：去年的销售增长是17%，利润增长是20%。基本上05、06年都是同一个轨道在走的。05年与04年相比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我们调整了思路。就是我到KBN以后调整了一个思路，围绕我们过去的产品有一个认识。像阿莫西林、头孢克洛这样一些抗生素。

　　记者：具体的是怎么样的思路转变？

　　戴晓畅：这些药都是中国必不可少的，中国在推进更大的医保覆盖、新农合，这些都是对这些经典药物的机会。

　　记者：2005年你到KBN之后还有哪些具体的调整？

　　戴晓畅：一个就是我刚才所讲的对我们抗生素产品的一个再认识，并不是说在国内有上百个批文我们就不能做了，恰恰相反我们是在国内第一家引进阿莫西林的，质量也是最好的。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通过我们专业的市场推广能够获得我们应有的市场份额。还有就是零售市场的开拓和社区医院市场的开拓。因为KBN像其他的外企一样一直以来在国内是专注大中城市和中心医院，但是随着国家政策的转变，国家要求小的医院和社区诊所承担更多的医疗责任，那么KBN就是要符合这样的国家政策来占领这些应有的份额。我们从05年开始就成立了一支专门的队伍来开拓这一块市场。

　　记者：具体的销售队伍有多少人，OTC和处方药销售队伍的比例是怎样的？

　　戴晓畅：我们一共有200多个人，其中OTC和社区诊所是并在一起的，共有60多人，其他的就是传统的大中型医院的队伍。

　　记者：现有一个产品结构怎么样？未来会做什么样的调整吗？

　　戴晓畅：除了刚才讲的抗生素系列，还有骨科的阿法迪三，另外我们有一个重要的产品就是我们和日本生化的合作，这是一个治疗退行性关节炎、在关节腔内注射的产品，就是阿尔治。现有的产品结构是抗生素系列、骨科领域和儿童药领域三大领域，我们一直比较专注在这三大领域，在这擅长的三大领域为中国的老百姓提供优质的药，最佳性价比的药。以后的思路也将继续专注在这些领域，但也不会局限于此，我们的原则是优选全球好药。

　　记者：贝克诺顿本身已经是一个合资公司，我们发现它有了一些国外的项目？

　　戴晓畅：KBN一直比较专注中国的市场，同时也在开拓国际市场，我们针对的欧美主流市场之外的市场，如东盟市场。云南是针对东盟的一个桥梁和窗口，所以东盟的市场我们拥有天然的地理优势，我们在东南亚有一些小的尝试，也许未来这会成为比较大的业务，但目前这还是一种战略的尝试。我们有产品在国外注册和销售，但今天来看它们所占的绝对值是比较少。

　　记者：具体是哪些国家？

　　戴晓畅：缅甸，越南这些，我们在马来西亚也完成了部分产品的注册，在非洲也有部分产品的出口，现在我们积极地寻求像香港和澳门这些地区的市场机会。

　　记者：KBN在持续的成长，你现在的忧虑什么？

　　戴晓畅：忧虑都是永远都有的。最大的忧虑来自中国的医疗制度的改革和政策的变化，现在发改委在持续不断的而且是非常强势的降价，对市场和行业都是一个极大的破坏，从长远角度来看，这会损害中国制药行业研发的动力，更不要说我们想要有一个比较优势的地位去跟国际上的企业竞争。这种降价是在给中国的医疗改革开一个错误的药方，对整个医药产业可以说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KBN的全部产品都降了，现在我们开展每一个研发项目都是非常谨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