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前，随着欧洲最大的药物释放技术公司法国爱的发制药集团与上海医药集团完成股权转让协议，实现了对其在中国内地的子公司上海爱的发制药公司的100%控股，合资医药企业又少了一家。而近年来，合资药企中的股权变动——外方谋求控股或独资已成为一种趋势。

　　对于这种变化，业内普遍认为，这一方面更便于国外更多的先进医药技术的引进，缩短国际上的新药在中国上市的时间；另一方面那些依托跨国大企业的外方控股药企在资本和技术方面的优势让中国本土药企感受更多的是巨大的竞争压力。而产生这种股权变化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涉及政策、管理、资金等多方面的因素，但从根本上讲无非是中外双方利益博弈的结果。

　　股权正在悄然变化

　　2005年春，北京诺华制药有限公司总裁刘贞贤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该公司股权“最近有一些变化”。

　　北京诺华制药有限公司是北京市第一家，也是目前北京市最大规模的合资医药企业。1987年瑞士诺华公司与北京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北京紫竹药业有限公司合资时，中方与外方的股权比例是50：50。2004年瑞士诺华股份上升到了78%，而中方则降至22%。据了解，到2005年6月份，瑞士诺华为86%，中方已经降到了14%。据北京诺华的一位工作人员透露，目前北京诺华已经实现了100%的外方控股。

　　2005年3月23日，北京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宣布将把自己所持有的北京费森尤斯卡比医药有限公司(简称北费)35%的股权转让给费森尤斯卡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这意味着北费将由一家中外合资医药企业一举成为费森尤斯卡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旗下的一家外商独资医药企业。

　　而世界最大的制药企业之一美国辉瑞公司与大连制药厂合资建立的辉瑞制药有限公司也在经历同样的股权“变迁”。据原中国医药对外贸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唐韵琪介绍，这家合资企业在1989年建立时外方与中方的投资的比例为60∶40；后来变为65∶35，到2002年前后，外方股权暴涨至97%，中方为3%。据了解，目前中方股权已经减至1%，另外99%的股份则牢牢控制在辉瑞手中。

　　作为最早的合资企业之一—苏州胶囊有限公司在合资初期中外双方的股权比例为50∶50，2000年外方股东美国WanerLanmbert公司被美国辉瑞公司收购，苏州胶囊的外方股东变为辉瑞公司。2005年，辉瑞公司从苏州胶囊内部的中方股东手中收购了25﹪的股份，加上以前控制的50﹪的股权，辉瑞公司作为苏州胶囊最大股东，已经拥有了其75﹪的股权。

　　据苏州胶囊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正达介绍，最早的一批合资企业经过20多年的发展，在股权方面都已经发生了变化：外方股权比例上升，大都成为企业的最大股东。

　　据了解，除了合资药企内部的股权变化之外，外资也在通过战略投资的方式使原来的一些内资企业实现合资。去年4月，日本住友商事株式会社、住友商事(中国)有限公司分别成为天方药业的第二大和第三大股东。尽管这些资本动作在整个中国医药行业中算不上什么重大事件，却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外国资本持续向中国医药进行战略投资的趋势。

　　同样，美国博士伦收购山东正大福瑞达、荷兰帝斯曼入股华北制药、印度Matrix制药公司购买迈克药业集团60%股权等外资并购行为也都引起了业界人士的关注。

　　“其实，合资药企的股权变化一直暗潮涌动，谁都知道现在这些企业里不同程度存在着外资股权比例看涨，中方股权比例下降的现象，只是有些人对此比较敏感，所以很少有企业明确对外公布股权比例变化的具体数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药行业资深人士日前这样告诉记者。

　　个中缘由纷繁复杂

　　有关专家认为，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纷繁复杂，其中主要包括政策、管理和资金等三个方面。

　　在合资初期，国家为了限制外资对企业的控制，主要鼓励发展合资企业，而非独资企业。同时，为了加强对合资企业的管理，1979年7月8日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以下简称《合资法》)。由于当时国内对于外资和国外先进技术的需要，《合资法》只对外资的最低比例进行了限制，如该法中第四条规定“外国合营者的投资比例一般不低于百分之二十五。”当时出于对外资的需要，国家并没有对合资企业中外资所占比例的最高额度进行限制。而最近几年随着医药产业开放力度的加大，国家逐步从政策上加强对外资的开放水平和对外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这些无疑都从法律上为合资企业外资股权的提高提供了依据。

　　改革开放之初，外资对国内的情况较为陌生，所以外方在经营过程中关于中国的具体事务需要在中方的参与下才能完成。随着外商对国内环境了解的深入和国内投资环境的改善，外方已经不必完全依靠中方的帮助来实现其在中国的发展。此时，外方对合资企业股权的要求意味着他们在管理上更多的自主权。谈及公司的股权变化，北京费森尤斯卡比医药有限公司总经理殷晓峰曾表示，股权变动的最大变化还是体现在管理决策方面，“中国对合资企业和独资企业的政策没有什么差别，惟一的差别是来自于管理。合资意味着有双方在，总有发生分歧的时候，决策方效率必然会降低；独资以后决策效率肯定明显提高。”

　　北京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鹤药业)副董事长张宇向记者谈起出让北费35%的股权的原因时说：“主要考虑的是公司发展的需要，因为目前的相关企业法律规定禁止‘同业竞争’，即双鹤药业对北费的控股，导致双方均无法生产同一种药品，这对于两家企业的发展都是一种限制。”

　　李正达说：“股权对等即50∶50的股权比例的合资企业，无论其发展业绩有多优秀，都是无法反映到跨国投资公司的统计报表中的。这样那些跨国企业就不会引进新技术到合资企业中。外方如果不能控股，他们就会担心自己的技术是否能够获得保护。”

　　“就苏州胶囊来讲，明胶以外的新胶囊产品已经被美方的科研机构研制成功，而且有些已经在国外上市，一旦外方的股权需要得不到满足，就会影响他们引进先进技术的积极性，新的产品品种就不能够及时进入企业。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股权的变化对企业的发展是一个积极的推动。”李正达表示。

　　一些业内人士表示，合资企业内部中方股东资金上的紧张也是造成合资企业股权变化的重要原因。一般来讲，合资企业建立时中外双方的股权各占50%，然而随着合资企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中方医药企业的规模和集中度较小的整体状况，决定了多数中方股东难以从资本上继续跟跑跨国大公司所引领的巨额投资行为。如果中方想继续与外方一起维持50%的投资比例的话，那么巨额的资金投入往往是大多数中方企业的难以承受之重。这也是目前合资企业越做越大，而中方股权越来越小的一个直接原因。

　　“中方的投资的确是很紧张的，我们国内企业的利润空间是有限的，所以自有资金的缺乏导致我们在合资企业中资金投入很少。”唐韵琪坦言。

　　此外，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西药部主任乔海利认为，国内企业在完成GMP改造之后，生产能力提高，但是却没有相应适合生产的好品种，这就造成了企业生产能力闲置的情况。于是，很多国内企业不得不为了从外商那里找到好的产品项目而付出代价，其中之一就是被收购或者减持股份。

　　有关资料显示，引进外资初期，我国的医药市场药品份额大约是国内企业药品占80%，“三资”企业的药品和进口药品各占10%，截至2005年底，医药合资企业已达2000多家，外资制药企业的药品销售额占中国药品年销售额的25%，大城市中的大医院购进的“三资”企业药品和进口药品高达60%~70%，我国40%左右的制药企业有对外合资项目。

　　合资企业中的股权、市场、利益分配是一条紧密相连的线性链。合资企业中股权的变化一方面决定外资在医药产品市场上所占的份额，而另一方面它最终代表的则是股权比例下的利益分配。

　　市场呼唤行业协调

　　“中方在考虑股权变化的时候，第一要考虑的是这个企业能不能发展，如果在别的地方搞独资，那么中方能获得什么？如果退出一点，从长远发展着眼，对我们的发展有好处。尽管中方比例小了，但是蛋糕大了，我们的利益也大了，如果外商到别的地方搞独资的话，那也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唐韵琪这样看待合资企业的股权变化问题。

　　据了解，这种对合资有所依赖的想法在目前具有一定代表性，然而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更多的企业考虑的则是这种股权变化对自己的影响，并积极寻求发展出路。

　　张宇表示，合资企业的股权变化从根本上讲，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加上中方竞争力不强，所以就没有更多的资金投入来维持较高的股份比例。这反映了我国对医药经济的控制力还相对较弱。

　　“应当说，医药产业的整体技术水平比以前提高了，但核心技术不多，这是制约企业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张宇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本土医药企业应该联合起来，增强竞争力。”

　　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市场监督管理司司长张经认为，根据目前医药产业的发展现状，政府应该加强对外资的规范和引导，重视引进外资的质量而不是数量，鼓励外资投向我国急需发展的项目和领域，如科研开发领域等。他表示：“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重要问题就是没有从总体上、更长跨度上，进行全局性的战略研究，缺乏一个长期稳定的利用外资的战略。”

　　与此同时，一些国内药企的老板向记者抱怨，政府给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太多了，让享受“国民待遇”的外企变得“超国民”。这让原本竞争力不强的国内企业面对跨国企业优势时更显得无能为力，无所适从。这实际上也给国内企业造成了一种不公平的竞争环境。所以，有些国内企业的老板认为，在跨国企业本来就比我们强大的前提下，各级政府应该适当减少对外资的优惠政策以改善国内企业的生存和竞争状况。

　　张经认为，入世后各国奉行的实际上都是“政府放开，市场管住”的策略。而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由于缺少行业协会等市场中间服务体系和市场中介服务组织的有效协调，一旦政府放开不应由政府出面实施的市场限制，会出现我国各地无序引进外资、特别是无限制地引进那些与我国成熟的产业相对撞、相冲突的外资，在这种情况下，外资采取不当竞争手段与中国企业重新分配国内市场的有限份额也就难以避免了。单兵作战的国内企业显然难以承受强大的外资带来的巨大竞争压力，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

　　“在政府宏观调控之外，应该适当加强行业协会的凝聚力和协调功能，以应对当前企业所面临的竞争压力。”张经认为。

(责任编辑：余海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