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问题的最终解决往往都是遵循着“从无序到有序，先无序才能后有序”这样一条路径，“医闹”在让医院付出一个又一个沉痛代价的同时，也让卫生部门除了狠狠打击之外，不得不找出一个此类问题的更优解决方案，而这种方案其实就是医患关系的责权利的真正对等。

　　医疗行业有点像一个新闻制造仪，各种精彩大戏轮番上场，在医院暴利、药品回扣、红包丑闻等新闻已经让人倍感麻木之时，今年以来在昆明、成都、郑州等地新冒出的“医闹”行当再次冲击着人们的眼帘。这个特殊群体每天穿梭于各大医院之间，寻找着出现医疗纠纷的患者家属，然后在医院门前或者聚众静坐，或者拉起横幅要求赔偿，甚至将死者或伤者抬到医院门诊大厅，以扰乱就诊秩序来要挟医院索取高额赔偿。

　　虽然“医闹”作为在医患纠纷中长期处于弱势的患者及其家属的利益代表，部分打破了医患双方的责权利不均衡，但毕竟他们的维权手段是不合法的。最新传来的消息说，卫生部表示将坚决打击“医闹”违法行为。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反思“医闹”出现的逻辑必然——正是源自于医患关系的长期不对等。

　　医患关系的不平等首先表现在“信息”的不对等，或叫信息“不对称”。每个人一生当中都免不了要成为医院的“客人”，可由于医疗改革的不彻底，医院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形成了“高度垄断”的排他性色彩，使“客人”并没有享受到付费后所应享有的服务。再加上医疗行业的技术性壁垒，医疗行业掌握了话语的主动权，平时就诊是医生说了算，出了问题更是医院说了算。一些医生草菅人命的新闻时有耳闻，即使有一级级的医疗鉴定委员会，但它与医疗机构之间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使公信力大打折扣。于是，一旦出现医疗纠纷，即使医疗机构没错、医疗鉴定也没错，患者家属也会习惯性地往最坏的地方“假想”，这为“医闹”们大闹医院找到了一种潜在理由。因此，在医患纠纷中第三方监督机构的设立非常必要。

　　其次是医患之间的“成本与效率”的不对等，在没有“医闹”出现之前，出现医疗纠纷，病人家属在面对亲人伤痛的打击下，往往还要经历一个非常冗长而繁琐的诉讼过程，且往往无果而终，时间、精力乃至经济上的高额成本使得他们对漫漫维权路望而却步；再说医院这方，难以找到具体责任人，又以机构之力“不怕你告，也不怕你上吊”；“医闹”出现，一下子点中了医院不怕麻烦的“死穴”，一拨人轰轰烈烈的非理性举动搞得医院无法正常运转，医院的形象也遭到强烈破坏，“看看谁扛得住”的主动权转移到了患者这边，于是有些医院不管对错与否，先拿出钱来，息事宁人了事……因此，卫生部提醒医疗机构对“医闹”这样的闹事行为要坚决给予回击，否则就可能助纣为虐、养虎为患。长此以往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可能显现的两个恶果：一方面“医闹”的屡战屡胜使以后的类似事件越闹越凶，甚至从“有理取闹”演变为“无理取闹”，最终逾越了维权边界；另一方面，在对“医闹”的恐惧中医院会滋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畏惧心理，医生不敢医治疑难杂症，最终损害的还是患者的权益。

　　再者，医患双方之间还存在着“道义”上的不对等。在经过了几十年的医改之后，医疗行业被媒体、患者、普通群众贴上了“行业腐败、医生无良、黑幕重重”等这些道德标签，无疑是可悲可叹的。好比近年来在都市里出现的“撞车族”一样，“医闹”的出现也不是偶然的，它是医院市场化转型不彻底、制度不规范与监督管理不充分等的共生物。当某些社会公益部门被戴上了“商业化”的不洁之帽后，公众的“病态情绪”就会向非理性的方向逆转，从而被一些不良分子寻找到“商机”。民告官也好，职工告单位也好，医疗纠纷中的患者或其亲属告医院也好，但凡个人与机构的纠纷不能通过正常法律途径得到有序、有效、合理解决的话，过激的非理性手段的出现恐怕就是迟早的事情。虽然“会叫的孩子有奶吃”。但是我们的社会不应该助长他们的气焰，否则就是对守法有序的“良民”的不公，甚至会把“良民”引入歧途。

　　“医闹”仅仅就其名字本身而言，多多少少显出一丝无奈，无论这个名称是他们自己还是别人所强加，都不是一个正当的职业代称；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就完全否认“医闹”还是有其积极意义。无数的事实告诉我们：很多问题的最终解决往往都是遵循着“从无序到有序，先无序才能后有序”这样一条路径，“医闹”在让医院付出一个又一个沉痛代价的同时，也让卫生部门除了狠狠打击之外，不得不找出一个此类问题的更优解决方案，而这种方案其实就是医患关系的责权利的真正对等，那一天到来之时，“医闹”也就彻底丧失了其生存土壤。

(责任编辑：余海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