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早上8时，川西某小镇城边的一片荒凉坡地上，草草地堆起一个小土包。年仅30岁的艾滋病人章鸣的骨灰，就葬在这里……章鸣，是我市第一位愿意直面媒体的艾滋病人。

　　本文披露的就是近两个月来，我市众多爱心人士参与救助年轻艾滋病人章鸣的详细过程。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抗机会性感染”的医疗费过于高昂，且艾滋病人面临的令常人难以置信的淡薄亲情等多种原因，章鸣最后自愿放弃了留在成都进行继续正规治疗。他选择了独自回到乡下老家。4月23日，他在孤独和冷漠中凄然去世——那一天，是他4月19日生日后的第四天。

　　章鸣，30岁，2004年他参加了“成都同志关爱小组”组织的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后被确诊为HIV(+)。2006年2月，经过专业的“CD4检测”发现他的病情加重。为挽救章鸣的生命，数百位成都市民向他伸出了援手，包括56名成都市泡桐树小学的学生、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杨红樱女士、上百位“成都同志关爱小组”的防艾志愿者、相关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及临床医务人员、记者……此外，曾获得“马丁奖”(奖励艾滋病预防杰出人士的国际最高奖)的国内第一人张北川教授也一直关注着章鸣的病情变化。

　　迷茫：30岁小伙感染艾滋

　　2006年2月23

　　章鸣的担忧

　　我会被遗弃吗

　　2006年2月23日，在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简称“省CDC”)附近的一间茶楼里，章鸣在“成都同志关爱小组”负责人王晓东的陪同下第一次和记者见面。他也是我市第一位愿意直面媒体的艾滋病人。这之前，他刚在省CDC接受了判断病情轻重的免费CD4细胞检测。章鸣又瘦又高，五官清秀，脸上布满凹凸不平的疙瘩和湿疹，他说那是刚刚得知确诊艾滋病后一夜之间冒出来的。“任何人都不能想象，那是怎样的打击。五雷轰顶？痛不欲生？这些词语，根本不足以描述我的感受。”

　　几年来，“成都同志关爱小组”先后为585人进行了免费的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发现8人呈HIV阳性。为确保隐私，他们采取的是匿名编号检测。章鸣虽然于2004年接受检测且血样显示为阳性，但由于他一直没有主动打电话咨询结果，小组人员始终不知道这位感染者是谁。直到2006年初，他的身体开始出现异样，经再次抽血检测确认他不仅感染了艾滋病，而且已进入发病期。

　　章鸣不吸毒，长期在一家酒吧担任服务员工作。能够让HIV侵袭他的感染途径很清楚，是因为不安全的性行为传播。章鸣结过婚，但早已离异。对于传播给他HIV的人可能是谁，他摇了摇头没有说话。随后，他补充说，发现感染后，他已通知了有可能因他而被感染的性伴侣，让其赶紧去检测，并与之断绝了联系。

　　年轻的章鸣情绪很低落：“我都想好了，谁也不怪，谁也不怨。接下来，我也不想被鄙视，被遗弃，所以我准备回乡下老家去，找个地方，自己了断。临走前，我只希望通过媒体，提醒一下那些还在浑浑噩噩放荡自己行为的人，别以为艾滋病与自己没关系！一旦遭起，太绝望了！”

　　面对这个刚30岁出头就遭遇死亡威胁的人，我们周遭的人会以怎样的态度来对待他？是否会如他所担心的那样——因为得病的原因“不光彩”，就鄙视他，甚至遗弃他？

　　2006年3月4

　　专家的鼓励

　　艾滋病可控可治不可怕

　　2006年2月24日，章鸣工作的酒吧为其举行了一个较大型的募捐活动，募集了数千元治疗费。这时，他住进了成都市传染病医院。由于多种原因，这次对他的病情非常关键的正规治疗机会，没能坚持下来，也导致他的后期治疗难度明显加大。

　　2006年3月4日，国内知名防艾专家张北川教授专程来到成都，与“成都同志关爱小组”的志愿者座谈，对他们在参加艾滋病防治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建议进行调研。座谈会快结束时，章鸣找到张教授。张北川教授紧紧握着他的手：“不要害怕，也别流泪，你就是我们的兄弟！”

　　得知章鸣的肝功能不好，且有“机会性感染”的征兆，教授称虽然病情已需要使用抗病毒药物，但建议先控制感染、改善肝功能，再考虑使用国家免费提供的抗病毒治疗药物。张北川教授告诉章鸣：“要记得，艾滋病可控可治不可怕！我认识很多的艾滋病感染者和艾滋病人，只要坚持正规治疗，很快就能恢复体力，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上！”此后，张北川还多次通过电子邮件向本报记者了解章鸣的最新情况，记者也多次向章鸣转达了张教授对他的祝福。

　　2006年3月6

　　记者的想法

　　请56名小学生伸援手

　　权威专家明确说，得了艾滋病，只要能坚持正规治疗，可控可治不可怕！但是，要有效控制感染，改善肝功能，首先要说的是钱。章鸣说，自己实在没有经济能力继续支撑了——自己没有工作能力，父母早已去世，自己又离了婚，兄弟姐妹早已分家，各家都有各家的难处。在张教授离蓉后两天，章鸣收拾好行李，准备放弃自己回乡下等死。

　　当时，本报“傅艳工作室”设立在成都慈善会的专项救助账号仅剩下最后一笔爱心捐款。成都市泡桐树小学六年级一班56名孩子写的小说被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杨红樱用1万元购买了，孩子们随即将这笔款捐给“傅艳工作室”，希望用于慈善公益活动，但具体用途未定。

　　“能否用这笔资金，挽救这个年轻的艾滋病人？”记者突然冒出这个念头，随即自己都被吓了一跳——对“贫困艾滋病人救助”成功的几率，应该说比对“贫困白血病儿童救助”还要低很多！但是，如果捐款人同意，就可以尝试一下！记者先拨打杨红樱女士的电话，她听记者大致描述了这个30岁出头即将死去的青年的情况，二话不说，立即同意用这1万元钱支付艾滋病人的医疗费。不过她强调，最终决定权还是在那56个孩子手上！记者又联系成都市泡桐树小学六年级一班班主任李翔老师，请她就此事征求全班56个孩子的意见。半小时后，李翔老师的电话来了。“对不起，傅艳，多数孩子都认为，反正艾滋病人最终都是必死无疑的，而且得那种病的人，怎么说呢？不是吸毒的，就是性乱的，没有必要对他们进行救治！”

　　听了这个电话后，多年来多次参与国家艾滋病防治青少年教育的本报记者突然觉得有义务和责任与这些正跨入青春期的孩子们进行一次关于艾滋病相关常识的交流。即使不能说服他们，至少能让更多的孩子明白，生命无价。至少要让这些孩子知道，面对人生中可能遇到的各种诱惑，包括毒品、性等，都要记得尊重和珍惜自己和他人的生命。(文中章鸣为化名)

　　本报记者有没有说服小朋友？他们会同意将1万元捐款用于这个艾滋病人的治疗吗？

(责任编辑：王乐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