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力亚最想说好好珍惜健康

　　朱力亚想对你们说，健康真的很重要，希望你们能抵制诱惑，好好把握自己，同时用公平、公正的眼光看待艾滋病患者……

　　我醒悟了：长期的沉沦、消极只能变为艾滋病毒的奴隶。我不能这样，懦弱者的屠宰场不是我命运的归宿。痛苦过，绝望过，擦干眼泪，重新上路。用自己惨痛的教训告知每一位正在犯错或者即将犯错的朋友，挽救每一个年轻、鲜活、充满希望的生命。健康的朋友们，希望你们能够抵制诱惑，好好把握自己。了解艾滋病，了解感染者的内心世界，用公平、公正的眼光看待我们。我们不需要怜悯，而是渴望理解。不希望天平向我们这边倾斜，但是我们需要公平。

　　朱力亚很喜欢一首小诗：“我健康的赤足是一面清脆的小鼓，在这个雨季敲打着春天的胸脯，没有华丽的鞋子又有什么关系啊，谁说此刻的我不够幸福。”她让记者告诉看到文章的每位朋友，健康真的很重要。

　　“我们应该庆幸自己还活着，只要活着就比什么都强，我说过：努力活到60岁，做艾滋病历史上的见证人。也许还可以活到80岁，尽管到那个时候皮肤也不好了。”说着，朱力亚笑了起来。“我觉得艾滋病的问题不是哪一个人可以解决的问题，它是全社会的问题，全球性的问题。所以我希望感染者能够平静地面对病魔，保持乐观的心态，等待着艾滋病被医学攻克的那一天。对于健康人，希望你们能公平地对待艾滋病患者，因为感染者并不是人类的敌人，人类的敌人是病毒。只要有感染者存在，对每个人来说，就没有一个完全安全的环境。有些人在生活上很不注意，甚至有相当多的感染者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感染了艾滋病。我特别想说的一句话就是，只要有感染者存在，每个人都应该提高警惕。”

　　临去采访的时候给朱力亚带去了两件衣服，特意挑了像迎春花般明艳的黄色。总觉得这个年轻而倔强的生命应该是璀璨夺目的。既然选择了生，就该如夏花般灿烂。

　　公布经历帮助他人

　　做志愿者开展讲座

　　她选择公布身份警醒他人，迎接人生最猛烈的风暴……

　　我要做点什么？这个念头一直在我的心里闪着。我是由于当初的无知，不太了解艾滋病知识，不懂得自我保护，导致生命走向了尽头。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更多的年轻生命重蹈覆辙。我深信：如果用公开我一条生命的悲哀，能够唤醒一个正在犯错或者即将犯错的年轻朋友，挽救一个年轻、鲜活的健康生命，那么我公开身份是值得的。

　　2005年3月份，艾滋病专家桂希恩教授给朱力亚打来电话。“他告诉我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我很紧张，问怎么了。他说截止到现在，在他那里确诊的已经有6个和我情况相似的在校大学生了，他问我愿不愿意帮助他们，我说好。第二天一大早我就从县城赶回武汉。希望能见到他们。谁知道只见到了其中两个，另外4个突然之间不见了，根本联系不到。我感觉那两个学生很恐惧，也很消极绝望。之后我按他们留的联系方式打电话或者发电子邮件，都失败了，他们没有留下真的联系方式。我想他们接受我还需要一个过程。”

　　“每个年轻人都觉得自己是独一无二前途无量的。突然被判了死刑注定没有希望的时候，那种感觉真是太让人绝望了。那次回来，觉得自己身上多了份沉甸甸的责任。其实在这之前，我已经多次考虑要公开自己的故事来警醒别人，可是身边知道我情况的人都劝我一定不能说，会受到很多歧视的。我在2004年9月就已经接受了《南方人物周刊》的专访，但一直没有在授权书上签字。经过这件事，我又一次下定了决心。尽管桂教授为了保护我再一次反对，我还是拨通了《南方人物周刊》的电话，我说，我已经准备好了，你们来吧。”

　　2005年6月份报道出来后，网络上展开了关于艾滋病的道德讨论，90%的人认为应该受到道德谴责。有的人表示理解支持，但更多的是指责和谩骂，甚至说是“沽名钓誉，恬不知耻”。朱力亚还因此失去了宝贵的工作。一时间，她陷入了人生最困难的时期。

　　“做决定前我考虑了8个月的时间，其间我一直在分析，如果大家看到这个事情会是怎样的反应，我也想过各种弊端，但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很多评论都相当不客观。我又一次浇灭了希望，感觉到了大众的冷漠，接着我就失业了。但过了两天我就挺住了，也适应了，可能是因为已经经历过太多事情了吧。”

　　学校的同学也很快知道了，除了个别同学小心翼翼地关心朱力亚外，大多数人避之唯恐不及。朱力亚只能选择躲开。她找到了第二份工作，很快又因为身份的曝光而失去了。

　　对于公布身份她不后悔，因为身边有那么多善良的人……

　　曾经一度绝望的我，经历了这么多的风风雨雨之后，很渴望能看见彩虹。因为在我的生活中，似乎好久没有出现太阳了，这种阴雨天似的生活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如今，我渐渐地发现有一丝光明穿透一切阻挡向我射来，这也许是上天派给我的天使，要带我离开这个黑暗的世界，让我体会一番如今世界的温暖。

　　艾滋病毒，这个曾经一度让我痛恨、害怕、逃避的字眼，我现在要正对你，而且我也要向全世界的人说：我的未来不是梦。

　　如今的朱力亚已经变得很坚强很平静。她又争取到了回学校读书的权利，她又找到了可以谋生的工作。她说，生死她已经看得很淡了，只想好好地过每一天。“在最绝望的时候，我眼里看到的全是社会的阴暗面，而现在，我能感受到人间还是有很多好人，很多温暖的。我不后悔公布了自己的身份，现在我可以尽己所能帮助别人了。我参加了一些讲座，把我的亲身经历讲给大家。国外有些机构给中国的艾滋病患者捐款之前先要做3个月的调查，现在我只要说我是朱力亚，援助品马上就可以过来了。”

　　“在我最绝望的时候，别人的一点温暖和帮助就可能把我从死亡线上拉回来。我知道这有多重要。所以我现在希望能给别人更多帮助。我第一次去河南文楼村的时候，是因为我太绝望，想看看别的艾滋病患者是怎么生活的。结果，我看到了许多处境远不如我的人们。我在河南体会最深的就是，人生最大的痛苦不是自己死，而是看着身边的人离开。有个老太太特别可怜，75岁了，四个儿子都感染了艾滋病，三个已经死了，只剩下一个小儿子。孙女也被感染了。我第二次去的时候，就是去帮助他们了。我没有告诉他们我也是感染者，怕他们会因此不肯接受我的帮助。”

　　朱力亚也在得到更多人的关爱。同为艾滋病感染者的小李总是鼓励朱力亚，逗她开心。而他的腿已经不能正常行走了。他在博客中写道：“我的腿很疼，我是在努力和朱力亚开着玩笑，因为她现在不快乐，需要帮助。”志愿者小白在全国各地奔走，统计感染人数，号召大学生了解艾滋病，帮助艾滋病家庭。更有一些陌生人的关心让朱力亚流泪。一位30多岁做老师的母亲给她写了20多封信，还把当月仅有的200多元工资寄来，让朱力亚天冷了添双靴子……

　　朱力亚在日记中写道：死亡，曾经让我无比恐惧，但现在我已不再害怕，因为就在身边，有着那么多善良的人。

　　最需要心理辅导

　　最害怕社会歧视

　　桂希恩：许多刚刚步入大学校园的年轻人生活经验不足。此时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并不了解的人，是轻率而危险的。

　　李银河：从朱力亚的遭遇，我们可以知道，一种疾病就是一种疾病，它与道德无关，即使是艾滋病也不例外。

　　濮存昕：我们的敌人是艾滋病，而不是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

　　北京佑安医院性病艾滋病临床诊疗中心副主任医师任翊对记者介绍说，来检测艾滋病的人一般分为两种：一种人偶尔有过危险性接触等行为，这些人一般非常恐惧焦虑，心态非常不好。另一类人有长期的不良习惯，如吸毒等。这些人往往在来检测前就已经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有的根本不来检查。很多吸毒人员，都是在警方陪同下来进行检测的。目前，我国最大的艾滋病问题来自同性恋群体。

　　任医师认为，目前国内关于艾滋病主要存在三方面的问题：“首先，没有心理辅助治疗。很多艾滋病患者刚开始都很难接受这个事实，一些人会产生自杀的念头，还有人想要报复社会。这时候就需要有专业心理辅导人员帮助他们度过最困难的时期，需要精神专家的介入，必要的时候辅助以药物。SARS流行的时候，很多医院都配有心理辅导，可艾滋病却没有。我们只能通过献爱心，通过关心和爱护来帮助他们。还有一些人患有恐艾症，总觉得自己患上了艾滋病，即使检查结果正常也不相信。这些人，也急需心理辅导。”

　　“再有，就是社会歧视问题。这与人们的知识水平有关。如果人们更多地了解艾滋病方面的知识，这种状况自然就会有所好转。目前，艾滋病患者的很多权益都难以得到维护。比如艾滋病患者得了阑尾炎，医生很可能拒绝为患者做手术，结果病人不是死于艾滋病，而是死于阑尾炎。由于害怕遭受歧视，很多艾滋病患者都选择隐瞒病情，这样也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传播疾病的危险。”

　　“我认为，宣传艾滋病问题不应该只局限在艾滋病日，这是个应该时时刻刻关注的问题。”任医师说。

(责任编辑：王乐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