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2006全国两会医药卫生报道  我给委员代表们提意见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为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采取了许多措施，如平抑过高药价，规范医疗行为，大力推行合作医疗制度，施行部分医疗手术限价举措，大力发展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等等。 医改暖风阵阵吹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矛盾，但天价医疗费以及医生吃回扣、拿红包等报道仍时有出现。医疗卫生改革的得与失成为当前社会关注的热点，同时也成了“两会”代表委员关注的热门话题。采访中，代表委员们从不同视角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推进医改是解决“看病难”的根本途径

　　全国政协委员、解放军第309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石炳毅说：“党中央、国务院一直非常重视医疗卫生事业，特别是近年来，采取了多项举措推行医改，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目前的卫生体制、机制还不完全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特别是我国医疗卫生资源分布不合理，这是造成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主要原因。多年来，我国医疗卫生系统建设存在‘重城市、轻基层’的现象，城市的大中型医院集中了大量高新医疗设备和优秀医护人才，而基层卫生资源严重不足，再加上地区与地区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发展不平衡，更加剧了医疗卫生资源分配的不合理。”

　　全国政协委员、山东大学医学院教授孙靖中说：“‘看病贵’从表面上看是价格问题，深层次原因还是医疗体制问题。仅从药品降价入手推进改革，药品生产和经营者都会有一套对应手段，最终是治标不治本。我认为，即使打通了药厂到医院的通道，药价也不会有太大的回落，因为医院还得靠药养活自己。要从根本上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必须积极推行医疗体制改革。”

　　医疗卫生事业不能全面市场化

　　全国政协委员、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王旭东认为，医药卫生事业市场化的导向导致了逐利行为。在这种机制导向下，政府投入再多，也无法满足人们最大化地追求利益的欲望。调查显示：某医院在2002年的营业收入4亿元，其中，财政拨款为6000万元，占总收入的15%；2004年，财政拨款增加到9000万元，但该医院的营业收入已达到10亿元。尽管政府补偿提高了50%，但在医院总收入中占的比例却从15%下降到了9%。医疗卫生事业市场化的恶果越来越明晰，它使医患关系日趋紧张。哈尔滨“天价医疗”事件的曝光，将医患关系降到了历史的冰点。王旭东说，西方有的发达国家的医疗卫生事业市场化操作值得我们借鉴，比如，他们通过市场化运作优化医疗资源和医疗卫生经费的合理配置，让实施商业运作的保险公司审定医师的医疗行为并核发报销数额，严格监督医师的违规行为。

　　孙靖中委员也表示，医疗卫生事业全面市场化，除了给患者增加负担，还会导致社会医疗保险体系难以维持。因为医药费用不断上涨，社会保险会越来越重。医疗机构应该强调它的公益性，而不是营利性。政府所属医院应是医疗卫生事业的主导力量，政府医院与社会非营利医院要成为卫生服务体系的主体，以此体现医疗卫生事业的社会公益性质，营利性医院是有效的补充，应对它们制定相应的政策。

　　政府需加大财政投入

　　全国政协委员、武汉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肖红曾在武汉市某大医院担任领导职务。她认为，国家应加大对医疗卫生事业的财政投入，逐步改变以药养医现状。她说：“我在医院工作多年，医院的日常开销很大，特别是大医院，如水电、设备维护、保养、更新、医护人员待遇等等。医院仅靠国家现有的资金投入根本不够，要发展，只能靠自己想办法。所以，医院自然会追求效益。”

　　王旭东委员说：“在几十年的医疗体制改革过程中，政府对医疗卫生事业的资金投入不够。准确地讲，医疗卫生属于公益事业，政府有责任为这项事业‘埋单’。但事实上是，这些年政府逐渐减少了对医疗福利保障的财政投入。例如，取消或部分取消了免费医疗待遇。在全社会卫生总费用的构成中，政府投入所占比例也在逐年下降。卫生事业费占财政总支出的份额由1980年的2.4%下降到2000年的1.71%，1990年，我国卫生总费用的投入中，有25%由政府投入，到1995年，这一比例已经下降到17%。”

　　建立科学发展机制是关键

　　王旭东委员认为，推进医改的关键是建立科学的发展机制。他说，各级卫生行政部门首先要纠正政策上的偏差，要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医疗管理机制和补偿机制等，并将其落实在法律、制度上，形成全方位的机制。例如，在市民阶层，建立“健康课堂”制度，教给市民判定医学行为、选择医疗机构、判断合理服务等方面的知识；在法律层面，设立或健全相关惩戒性法规，明确回扣、不当得利、医疗资源浪费的界限，并明确对违规者的惩治措施。将体制性的内容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如医师资质认定由哪些部门执行等。另外，出台制度表彰和奖励优秀医疗行为，对既能看好患者的病，又能让患者少花钱的医务人员，不但不能以经济效益来约束，反而要给予表彰，强化赏罚的示范作用。

　　王旭东委员认为，在推进医改的进程中，政府一定要将自己从“管家”的位置脱身出来，只承担决策者和监管者的责任，该放权的彻底放权，该监管的严格监管。他说，发达国家的政府经验值得借鉴，权力下放，政府严管掌握权力的机关，例如：医师资质认定由学术部门掌握，医师道德由医疗道德委员会等机构掌管，医药费用报销由物价部门或保险公司决定，政府则以法律、制度等手段严管这些部门。

(责任编辑：邵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