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中国终于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市场和市场化一时之间成为最时兴的名词。几乎在一夜之内，方方面面、各行各业都要向市场化进军了。卫生系统当然也不甘落后地加入了这个进军。

　　1992年9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卫生改革的几点意见》。根据这个文件，卫生部按“建设靠国家，吃饭靠自己”的精神，要求医院在“以工助医、以副补主”等方面取得新成绩。此后，一系列能够创造效益的新事物，诸如点名手术、特殊护理、特殊病房等等，很快被有心人发明出来，并且像雨后春笋般地在医疗系统全面开花。

　　这样的医改，在给患者（当然是付得起费用的）提供了更多选择、更好治疗的同时，也让各种乱象随之纷至沓来：医德医风被金钱腐蚀，一些医生开大处方、多用高新仪器检查，医院乱收费，以及医院和药商间的药品回扣，医务人员和患者间的“红包”，虚假广告，胡乱诊断，医疗责任事故频发，医患关系紧张等等。

　　这不仅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也在卫生系统内部引发了大争论。双方围绕着“医院是不是掉到钱眼里”、“医疗应该由政府主导还是市场化”这两大焦点，进行过针锋相对的论争。1993年5月，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殷大奎在全国医政工作会议上，明确表示反对医疗服务市场化，要求多顾及医疗的大众属性和起码的社会公平。但他的这番言论，被反对方批评为“思想保守，反对改革”。殷及其支持者不服，两派观点在会议上吵得不可开交。争论没有结果，但医改的方向似乎很快就明确了，这就是向主张者理解和认定的那种“市场化”进军。

　　1993年到2000年的医改，现在最无可争议的成果，要属医疗卫生事业在政府投入并不足的情况下仍然高速发展。1980年中国卫生机构数量是18万家，到2000年时已有32万家。

　　但这一时期的医改，也出现了不少被人诟病之处。

　　首先是医疗费用飞涨，民众看病的负担日趋沉重，以至于不堪承受。因病致贫、无钱看病的事例从时有发生变成了普遍现象。根据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教授的研究，按当年价格计算，在1989-2001年间，医疗费用的增长速度几乎是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增长速度的一倍，是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长速度的两倍。1980年，城乡居民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不过23%；到2000年，已高达60.6%。而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一是卫生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狂跌不止（尽管政府对卫生投入的绝对数在增加），到2000年也没有止住。1995～1996年，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跌到了历史最低点。这说明政府对公共医疗卫生的投入没有与经济增长同步，更远远不足以满足民众最基本的医疗保障要求。二是不受约束和有效监管的公立医院搭医改便车，乘机乱涨价、滥收费。三是医药市场混乱，药品的虚高定价到了离谱的程度，在药品交易会上，大部分参与交易的药品都能以“20扣率”左右的价格进货；医药代表以高额回扣、送礼、请吃请玩，甚至出国、旅游或以学术会议的幌子等方式，一路买通医院院长、药房主管、科室主任，使高价药打进医院，黑幕就这么层层继续，以药养医几乎成了所有医院的生存之道。这最终都会转嫁到患者的医疗费支出中。

　　其次是按城乡、所有制、就业状态来分别组织实施的中国医疗卫生体系和医疗保障的覆盖面过小，难以体现一个社会应遵循的公正原则。根据王绍光的测算，2000年占全国2/3人口的农村居民只享有不到1/4的卫生总费用，而占人口1/3的城镇居民享有3/4以上。2000年6月，世界卫生组织对全球191个成员国国家卫生系统的业绩进行量化评估后，得出了一个令人极为震惊的结论--中国排名倒数第四，与巴西、缅甸和塞拉利昂等国一起排在最后，是卫生系统“财务负担”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不公平，直接体现在医疗资源向大城市和高收入群体集中的势头越来越猛，而在绝大部分人财物都聚集到大城市和大医院的同时，曾经水平不高却也基本满足基础医疗服务的基层和农村医疗卫生网却在瓦解。

　　为了抵消一些上述这样医改的负作用，在此期间卫生部又推出了对医院实行分级管理的改革，即通过评审把医院分成不同的等级，享受不同的待遇。这项措施是不是能够抵消副作用不清楚，但方便了卫生部对医院的控制倒是真的。用时任卫生部长陈敏章的话说：“这是一个好办法，卫生部想赞成什么，反对什么，都可以通过评审反映出来，医院还形成了政府控制下的有序的合作与竞争。”

(责任编辑：刘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