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已经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昆曲、古琴比起来，中国的传统医药走上“申遗”之路似乎令人感到一丝惊异。此次中国传统医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牵头人之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际合作司司长沈志祥就表示，传统医药早已成为中国人生活、文化的一部分，绝不能用“日益壮大还是日渐式微”这样简单的词汇来判断。他更坦言，传统医药申遗，要的其实就是一个“名分”。
草案完成 年内申报
今年春节前后，沈志祥一直忙于和参加此次传统医药“申遗”工作的专家们进行研讨，讨论中国传统医药申遗的具体内容。 经过多方论证，在春节前的一次中国传统医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专家组会议上，专家们终于确定，将涵盖中医理论、养生、诊法、疗法、方剂、中药、针灸和民族医药(含藏医药和蒙医药)等八小项内容的中国传统医药“打包”，整体申报世界非物质遗产。这标志着中国传统医药申遗程序正式启动。
“我们为正式启动‘申遗’已经工作了两年多。”沈志祥告诉记者，早在2003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就已经开始中医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酝酿，一方面组织有关专家进行了仔细的调研，另一方面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持沟通。当时的初衷之一是，“目前世界许多国家都在关注申报，为防患于未然，中国也应积极申报”。
按照传统医药“申遗”的时间表，去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开始对有关传统医药进行最后的调研和资料整理工作，并开始编撰保护名录。目前，“中医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方案”的草案已完成起草，预计年内可以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
沈志祥表示，“申遗”是一个系统繁杂、任务量很大的工作。传统医药申遗要过“国家级”和“世界级”两关”，即先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然后再申报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博大精深 “整体打包”
传统医药博大精深。在记者刚刚拿到的一份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拟订的《中国传统医药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此次“打包申遗”的八项内容打印了整整11页，其中既有阴阳五行、奇经八脉、望闻问切等传统医药实践观察方法和知识体系，也有饮食养生、五禽太极等养生哲学，更有推拿拔罐、针灸汤剂等治疗方法、组方理论。此外，蒙医、藏医等民族医药也被归入传统医药行列。
“打包申遗就是因为传统医药太博大精深了。因此，只能‘打包’成整体‘申遗’。”
当然，“申遗”的另一个原因也是怕其他国家抢先。“韩剧《大长今》去年很流行，很多人大概都记得，里面就有针灸源于韩国的说法。而且中国传统医药界流行一句话：中国原产，韩国开花，日本结果，欧美收获。日本的‘汉方医学’、韩国的‘东医’都源自中国传统医药，三者同根，十分相近。如果中国不及时申报，日、韩抢先的可能性很大。”
“申遗”旨在继承发展
根据规定，全世界各个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只要齐备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3个基本条件均可申报：具有历史、文化、科学价值；处于濒危状态；有完整的保护计划。但当传统中医药“申遗”摆上桌面时，是日益壮大还是日渐式微，一个似乎很容易的判断开始变得不那么简单。
沈志祥对此的解释非常简短：“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意味着要消亡。”世界遗产包括物质遗产与非物质遗产两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文化遗产遗址、历史名城、文化前景等20多项，传统医学属于第17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原则一是要继承，二是要发展。中医在中国还处于发展阶段，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发展促进继承。
在支持“申遗”的专家中，也有不少人对于中医药的发展充满忧虑。他们提供的一组数字显示，清末民初，我国有中医80万人，1949年有中医50万，现在仅有27万人。目前，各中医院仅有约10%的中医开汤药方，即按中医思路看病的不到3万人。而中药的申报也需要按照西药的申报步骤来进行。一位广东省的中医教授就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现在的观念是重西医轻中医，特别是医学院的学生基本上接受的都是西医教育，很难真正理解五行、阴阳等中医理论。此外，眼、耳鼻等中医小科也已濒临消亡边缘，很少有人应用。处于如此境地的传统医药，确实存在着“牧师管和尚”的尴尬境地，需要必要的保护措施。“申遗”也许就是这样的一把“保护伞”。对此，沈志祥明确表示：“传统医药申遗，我们要的就是名分。”
专家建议 分解申报 更易人解
清代咸丰光绪年间打击假药布告、手抄验方，还有明末崇祯年间的自制药单……总共600多件中医文物，是年近七旬的文物专家宋兆麟先生近年来最珍视的一批收藏。宋先生既是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同时也是中国传统医药“申遗”工程的顾问之一。
“在我看来，传统医药申遗实在是太重要了。这是我们中国的一大发明，是真正的传统文化，很有研究价值，而且和亿万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应该加以保护。”说到传统医药申遗，宋兆麟语气格外强烈。他透露，经过两次专家组会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部分文物、民俗专家们已经开始对此次传统医药申遗的代表作名录进行讨论。有些专家认为，拟订的中医药名录仅仅记录了目前传统医药的价值和历史，以及包含部分，但是对于现存文物濒危状况和文化生存状态缺乏描述，对保护计划的阐述也很少，名录的内容还需要进行部分修改。
宋兆麟同时透露，传统医药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上不存在任何阻碍，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希望也很大。“中医博大精深，涵盖范围确实太广了，有很多还和我们的文化、生活密切相关。对外国人来说，这部分内容可能比较难以理解。我感觉，如果申报能够更具体一些，比如分解为针灸或中医骨科等，也许会更容易为外人所了解。” (刘墨非)
相关资料
600多件珍贵收藏 讲述中医老号沧桑
年近七旬的文物专家宋兆麟先生，近年来收藏了一批清代咸丰光绪年间的打击假药布告、手抄验方，还有明末崇祯年间的自制药单，以及各式年代久远、颜色已经发黄的药方等等，这些总共有600多件中医文物，宋先生极为最珍视。宋先生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而他同时也是此次中国传统医药“申遗”工程的顾问之一。
●两张同仁堂药单最为珍贵
宋先生的藏品中，最有意义的莫过于两张出自北京同仁堂的药单。这是他几年前从一位山西老乡手中收购来的。这让宋兆麟开始关注同仁堂这个有名的中医老字号。“这两张药单用的都是厚草纸，约二尺长、一尺宽，保存得很完好。”他告诉记者，药单上方是几家药店的名字，下方则密密麻麻印着同仁堂出品的药物名单。根据考证，药单的印制年代大概是在明末崇祯年间，其用途是为地方药店采购同仁堂药品提供参考，相当于一份最原始的“药品目录广告单”。“这两张药单可不简单，根据现代的史书记载，同仁堂开始于清代康熙八年。这两张药单的出现，说明此前已经有了同仁堂的字号，这很可能将北京同仁堂的历史提前五十多年。”
●中医文物收藏全与同仁堂有关
宋兆麟的中医文物收藏多是文书一类，而且全部和同仁堂有关。除了那份原始“药品广告单”，一套清光绪年间的7册手抄本同仁堂验方也异常珍贵。这份出自同仁堂第四代老板乐志繁之手的验方手册，记录了同仁堂诊治的众多病例和药方。另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收藏品是清代咸丰光绪年间的一份“打假公告”，内容是同仁堂发现了冒充的药品，在得到清政府同意后将这个消息公之于众。
“所有这些珍贵藏品，都是我在旧货市场或是从老乡手中无意中淘出来的。类似的中医药文物，在旧货市场上特别多。面对众多珍贵的中医典籍、文物散落民间的境况，宋先生显得十分惋惜：我国上千年的中医历史，有那么多文物、典籍、遗址，最令人遗憾的就是，至今没有一个正规的地方可以收藏它们，也没有及时的登记、整理措施，很多文物就这样散落了。
●正在撰写一本《同仁堂老档探秘》为了让手中的同仁堂文物保存下去，宋先生正在写一本名为《同仁堂老档探秘》的小书，他希望书写完之后，能为这些同仁堂文物找到一个可以栖身的“家”。“就算是把那些老药方装裱在镜框里，挂在同仁堂药店里也好啊，能让大家多了解同仁堂的历史，感受一下中国中医文化的沧桑。”(刘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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