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政府还没有忘记农民。”实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后,四川的一位村支部书记如是说。

　　“过去小病拖,大病捱,倒到床上才往医院里抬；如今,有病就抓紧治。”贵州黔中一个县有40%以上的农民容易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如今,事情有了变化。

　　“农民看病也能报销,这样的好事想都没想过。”贵州有位农民患胰腺炎,医药费花了14000元,报销了3500元,还得到医疗救助1000元。

　　四川有个13口之家,全部参加了合作医疗,交了130元钱。有一人患神经瘤,在华西医大做手术,花6000多元,报销了1600元。“这是政府实实在在为我们拿钱,是实实在在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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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方廷钰到四川和贵州做了半个月的深入调查,使他对正在进行的农村合作医疗有了直接认识:“尽管报销数额还不大,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政府的德政,是农民发家致富的保护神。”

　　“才300多个县”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2003年春夏开始,至2004年10月31日,全国共有333个县(市)开展了试点,参合农民有8040万多人,参合率为75.20%。其中,中西部启动了233个县(市),参合4678万多人,全国新型合作医疗报销金额19.88亿元,西部地区占9亿多元。

　　方廷钰发现,合作医疗不仅农民受益,医疗机构也增加了收入。如贵州息烽县,2004年上半年,全县10个乡镇卫生院门诊、住院病人量达85248人次,业务收入168.93万元,同比增加20.26%和9.03%,合作医疗呈现出农民和医疗机构双赢的态势。

　　“但现在才300多个县,而全国总共有2000多个县呢。”方廷钰说,试点两年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如何巩固试点成绩,总结经验,稳妥快速地使这一“民心工程”能够真正惠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大问题。

　　相当部分农民“观望”

　　按照规划,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到2010年就将覆盖全国,但贵州省的一项统计引起了方廷钰的注意:非常拥护合作医疗的农户数占58.36%,而其他很大部分持观望态度。

　　方廷钰分析说,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农民缺乏健康意识,他们认为生死有命,生了病该死就死,不该死就不死。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民“伤了心”:信用社股金分红、供销社股金分红……,过去许多向农民要钱的“好事情”都打了水漂,不了了之。“现在合作医疗又要钱了,而以前答应他们的很多事情都没有做成,农民能不害怕吗?”“我们必须加大宣传力度。”方廷钰建议有关部门用生动案例来解除部分农民的疑虑,“很多农民看不到地方电视,而只能看到卫星电视,建议在卫星电视开辟专栏加以宣传。”

　　对特困地区,政府要额外资助

　　“10块钱对我们来说根本不算什么,但在一些极其贫困的地区,却不是个小数字。”方廷钰说,有的少数民族地区和极其贫困地区的农民想参加农村合作医疗,但连人均10元的参合费都拿不出。据调查,四川5个县就有3万人交不起这10元钱。“有的农民把母鸡卖了交钱,贵州的农民拿辣椒来充钱。”方廷钰据此建议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西部中的西部”地区给予额外财政补助,让该参合的农民都参加进来。他还建议将西部三个省、市、县的财政出资比例从目前的4∶3∶3或2∶4∶4调整为5∶3∶2。“省、地级回旋余地大,县一级财政都比较困难。”

　　增加报销比例和医疗救助经费

　　针对较为突出的农民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现象,方廷钰建议,新型合作医疗应以大病统筹为主,因为一个农民得一次大病,会耗尽全家一年的收入,还要举债。

　　他讲了一个故事:贵州有一位农民患母细胞瘤,住院治疗费5100元,报销了1096元,自己仍要负担4000元。“他们家的谷子收入800元,要养活4口人,差额只能靠外出打工解决。真难。”“合作医疗的保障还是低层次的。”他认为,合作医疗的报销金额毕竟有一个限度,还应该加强特困户的医疗救助制度,对于超过10000元医疗费用的,可根据实际情况,通过医疗救助基金解决。贵州有一个县,刚刚脱贫不久,县政府决定拿出100万元做医疗救助基金,最高救助可达20000元。“这充分体现了政府对于民众的关怀。”

　　谁来保障上亿外出打工人员?

　　我国上亿农村外出打工人员参加农村合作医疗的模式有两种:一是在当地参保,按规定和比例报销;另一种是不参保。方廷钰委员认为,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不宜在当地参保,一是因为当前农民工人数很多,西部有一个县农业人口22万,外出打工的占6万;二是因为他们在城里发生的医疗费用难以认定,而且工伤事故很多,不应由合作医疗来承担。

　　方廷钰委员说,好在各大城市相继出台农民工医保办法,如北京就颁布了《北京市外地农民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暂行办法》,采用“低费率、广覆盖、保大病”等原则。用人单位交纳医保费,个人不交纳。“如果各地都能仿照北京模式,那么为数众多的农民工医疗救助就有望部分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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