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费用里的蹊跷

　　来看一张曾经被北京媒体报道过的医疗清单，这是一个9岁小孩的普通阑尾切除手术的费用，只需要勾勒出其中的三个数据，就足以引发人们对一些大医院目前昂贵医疗费用的感叹——总额7962.72元，其中西药费3635.11元，医生手术费304元。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比较，药品收费是手术劳务费的12倍，占费用总额的50%。这种比例的确奇怪，而更奇怪的，是这样的比例成为中国目前所有医院无法回避的现实。

　　显然，解析医疗费用的具体组成，成为触摸医疗费用昂贵症结的起点。对于这一点，北京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原院长高润霖院士有过深入的分析，在他看来，病人所支付的医疗费用主要用于四个方面:“一是药品费用，二是消耗品、器械的费用，三是医护人员的技术劳务费用，四是医院管理费用。”而在这四项费用里，高润霖强调，“我国医院医护人员技术收费标准在全世界范围内是最低的;在医院管理方面的费用也是全世界最低的，床位费往往比住地下室旅馆还便宜。”其余的两项费用，高润霖的表述是，“医院在药品方面赚的钱只是药品价格的10%～15%;在医用消耗品包括各类器材方面赚的钱占5%。”

　　这样的比例描述乍听起来也在情理之中，表面也看不出什么端倪，不过只要回想一下曾经提到过的那张阑尾手术收费单，再看看卫生经济研究所蔡仁华教授举出的例子，一切就一目了然。蔡仁华列举的是一个关节置换手术，“全部费用5.3万元，医生的技术劳务费1790元，检查化验费1600元，床位费500多元，药品费4300元，材料费41900元（进口关节）”。计算一下，“材料费占去了全部费用的78.6%，技术劳务费只占3.5%，检查费占3%，床位费占1%。”显然，药品和医疗耗材才是患者需要支付的最主要部分，这两个部分中的利润空间显然早就被一个庞大的共生群体所看好，而医院，不过是衍生出来的“生物链”具体与患者发生关联并呈现出来的末端而已。这个链条上的价格控制，并不是由医院说了算。

　　高润霖很明白这一点，他举了一个例子，“我国虽然还很穷，但部分医用消耗材料，如血管内支架价格在全世界竟排到第二位！血管支架在我国现行价格为1.8万元人民币，而在产地美国却是0.8万元人民币。1万元是如何多出来的？扣除税费及医院赚取的管理费，大部分都被各级分销商瓜分了。你说看病能不贵吗？”

　　在这样的前提下再来比较大医院和小医院的医疗费用，价格的差别也就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了，因为硬件和软件两方面优势形成垄断的大医院，无论是在药品采购还是医疗器械采购上，显然都拥有更多的主动权。尤其是呈现在医疗器械上的费用，更先进的设备，更精密的仪器，更可靠的医疗耗材……这些充满诱惑力的理由，一方面构成了大医院对患者天然吸引力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却又成为大医院高昂医疗费用不可避免的症结。北京安贞医院和北京市心肺血管疾病研究所人群防治中心的一次调查显示，一级、二级、三级医院门诊对患者高血压控制率为31.12%、36.19%、37.17%，没有明显差别。但是费用上差别明显，三级医院高血压治疗年人均费用为1567.15元，二级医院为845.14元、一级医院为651.18元。应用高级设备和较昂贵药物是三级医院治疗费用偏高的重要原因。

　　高昂医疗服务的奇怪价格构成，对于患者而言是沉重的经济压力，那么对于医院而言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回到蔡仁华提到的关节置换手术，1790元的医生技术劳务费里，不只包括主刀医生劳动的价值，还包括了助手、护士，还有麻醉师的劳动价值。一个住院病人交5.3万元，看起来是不少了，但将药费、耗材费用除去后，科室最后的收入就只剩2000～3000元——当然，这样的计算中并不包括药品和医疗器械的回扣，这种计算的目的，只是为了更清楚地说明，在没有任何灰色收入的状况下，医疗价格构成究竟扭曲到了怎样的地步。

　　价格的构成被严重扭曲，市场力量就必定要惩罚这种扭曲:那些对创造价值贡献最大的人员，不再有积极性参与价值创造。例如，在上海，据报道，医科毕业生更倾向于进入药品和医疗器械行业而不是进入医院。又例如，手术“红包”百禁不绝——因为患者大多认为这是享受较为可靠的医疗服务的条件之一，这实在是一种讽刺，患者们一方面诟病着高收费的医院，而另一方面，却同样加入了给医院提供灰色收入的行列。

　　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黄利鸣曾经举例说:医院为得到1元钱的毛利，有两个途径，一是卖出5元钱的药品，一是增加1元钱的劳务收入。同样的毛利，老百姓的付出却相差5倍。他说，调整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就是要降低药品收入在医院业务收入中的比重，最终遏制药价虚高、不合理用药等问题。也许同样应该看到，对于这样的价格扭曲，政府已经在逐渐显现控制力量。去年国家审计署对北京地区10家大医院进行抽查，发现共违规向患者多收费用达1189.96万元。其中，医疗检查自立名目、自立标准、重复检查等乱收费858.02万元;药品未按规定降价、无依据收费等乱收费331.94万元。2005年北京市卫生工作会议上，市卫生局局长金大鹏表示，今年将出重拳，对这种乱收费情况进行专项治理，并明确提出今年北京市三级综合医院药品收入占医药费总收入的比重必须降到48%以下，专科医院药品收入所占比重降到62%以下，中医医院药品收入所占比重降到66%以下。这样的举措究竟能否收到成效，显然需要时间的验证。

(责任编辑：邵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