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奶”后大医院的床位经济学

　　床位数是医院评级的一个重要指标。在原来的医疗体制下，床位意味着规模和每年财政给医院的拨款额。于宗河告诉记者，但后来，床位在指标上的意义已经丧失了，“因为即便按照每张床1700块的补贴，政府每年的财政补贴，还是只占了医院总收入的不到10%”，“这笔钱分到各个科室的确连奖金都不够”。

　　“卫生财政体制属于‘分账吃饭’，中央调控能力很差，但之前，政府把大量资源放在了公共卫生和农村医疗上。”李玲说，中国的医疗保障体系，最开始都是沿用苏联的体制，“我们从1952年开始建立公费医疗，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军人都在公费医疗的体系里，企业实施的是劳保医疗，这两个体系覆盖了城市居民的医疗保障。农村从50年代末开始推行农村合作医疗，当时是依靠人民公社、生产大队这么一个集体的形式来筹资，实际上是合作医疗服务体系，靠大家集体的资金，提供服务的是赤脚医生，他也拿集体的工分，算是互助的服务体制。在这个体制中，中国曾经取得了令人非常骄傲的成绩，1949年人均寿命只有35岁，到1978年已经是63岁了，这当时是国际公认的奇迹。”

　　“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80年代财政政策改革以后，政府对医院的投资呈大幅下降，医院要自己挣90%以上的费用，这个变化太巨大了。”于宗河说，口子的确也是政府开的，政府允许医院从药费里提取15%的差额价，允许医院的各病房可以有10%到15%用来市场化。

　　“但市场化的边界在哪里，谁也没有说清。”丁会文说，一旦步入市场经济，接下来的变化，卫生部已经限制不住了。他说，西安医科大附院进第一台CT机是财政拨款添置的，1993年的时候，整个陕西只有他们和省人民医院有，开始，一天有二三十个病例的检查，后来，每天检查的病人增加到两三百，做一次检查要排队排到十几天以后。为了添第二台CT机，医院员工集资了1000万元，“这事被卫生部知道了，把我批评了，集资款全部退回”。“那时候，卫生部门对医院还是有监控的。但随着财政拨款的减少，对医院没有一个比较好的补偿机制，监控就失灵了。因为医院会反问，‘你不给我条件，还不让我发展？’”

　　丁会文说，一开始增加床位要和基建一样，向上申报项目，获得批准。“在三级医院的标准上有一条:符合条件的医院必须具备康复科，一些医院就以筹建康复科为由扩建‘康复病房’，一个病房就增加近千张床位，再把病房专门交给一个公司进行市场化运作。”“后来因为有10%到15%这个浮动额度，许多医院科室在走道、病房增加床位，连申请这个程序都免了。”

　　床位这时候已然不是一个有着行政色彩的指标，而是各医院眼中安身立命的饭碗了。于宗河说，这两年内，国内主要的三甲医院的床位平均增长了一倍以上，“他们还在扩建，以增加更多的床”。

(责任编辑：邵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