棘手的社会问题

　　由于生存的艰难，这个庞大的沉默群体隐藏着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段勇告诉记者，目前，男同性恋者艾滋病感染率高达2%～5%，远高出普通人群0.4%的感染率。高感染率使得本应单独使用的“同性恋”和“艾滋病”两个名词，从某种意义上讲，已经合二为一了。

　　20世纪80年代初，世界首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就是美国一位男性同性恋者。在许多国家，艾滋病正在男性同性恋人群中高速蔓延。“男同性恋者已成为艾滋病传播高危人群”已是尽人皆知。

　　我国同性伴侣的关系由于一直处于地下隐蔽状态，得不到与异性恋者平等的社会保障和约束，他们的伴侣关系易碎而短暂，这就导致了同性恋者频繁更换性伴侣，增加了性病、艾滋病传播的机率。

　　一名致力于预防艾滋病宣传的同性恋者说，“多性伴侣”是艾滋病感染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由于各种巨大压力和负担，同性恋者没有办法通过正常的、相对稳定的渠道宣泄自己的感情，不能与普通人群一样，和所爱的人共筑‘爱巢’，频繁更换性伴侣也就成为圈子里无可奈何的普遍现象。”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80%以上的同性恋者被迫选择结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间接地刺中了同性恋者的要害。

　　张北川认为，目前我国同性恋者承受的压力主要来源于社会，尤其对男性而言，因为他们承担着传统观念中传宗接代的责任。在3000万同性恋者当中，至少8成迫于传统和社会的压力，已经或即将进入异性婚姻，也就是说至少2400万同性恋者要建立家庭。

　　毫无疑问，这种行为只是把社会压力转嫁给了个体的婚姻家庭，其后果是，由于同性恋者很难履行婚姻的义务，如夫妻性爱等，这种婚姻使当事双方都痛苦不堪，甚至酿成悲剧。

　　江苏如东县沿南村就曾发生一起震动社会的女同性恋者活埋异性恋丈夫的惨剧。这也是全国首例女同性恋者杀夫案。专家对此发表观点说，在江苏这个惨剧中，正是由于丈夫对妻子同性恋行为的阻止，才引发了同性恋人的过激报复行为。

　　今年28岁的凡浩（化名）是一名同性恋者。原本他和女同性恋者（圈子中称为“拉拉”）李华（化名）只是要好的普通朋友，由于双方父母都逼迫其找对象结婚。两人便扮成彼此的男女朋友，应付家里的压力。

　　“我在单亲家庭长大，又是家里的独子，宁愿委屈自己也不能让妈妈伤心，所以我将来只能走结婚这条道路。”凡浩的心情极为复杂，“先把女朋友这一关熬过去吧，结婚再拖两年。”

　　已经有“男朋友”的凡浩和李华这样约定：将来建立家庭时互相不干涉对方的生活，可以带各自的朋友回家。为了将来融洽相处，他们现在找朋友时都要先通过对方“审查”。

　　“我们四个人将来要生活在一起，当然得互相满意。”凡浩笑着说，“其实这是万不得已的选择，但同与异性恋者结婚相比，至少我们没有欺骗对方，不会受到心灵的谴责，能给自己一点点安慰。”

　　尽管凡浩是圈子里为数不多的“幸运儿”之一，但他仍然感到非常痛苦：“其实我们是正常人，却被当作‘怪物’，过着不正常的生活，自由选择生活的权利都没有。”

　　据介绍，更多的同性恋者隐瞒自己的性取向，违心地和异性配偶组成家庭，以减少自己因为性取向与异性恋者不同而受到的社会压力。

　　张北川说：“家庭是社会稳定的细胞，但是这些被迫建立的家庭大多是有名无实或是畸形的，其稳固程度要大打折扣，离婚时有发生，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而异性配偶是最直接的受害者。”

　　昆明市民孟基志有一位朋友罗美玲（化名）今年1月刚结婚，但是，婚后夫妻生活一直不正常，经过找资料对比，罗美玲确定丈夫是一名同性恋者，随即结束了自己短暂的婚姻生活。

　　段勇接触过许多同性恋者，其中大部分人与异性建立了家庭，并有了孩子。　

　　但许多人对妻子隐瞒，在外与同性发生性行为，也就是所谓的婚后“双重生活”。这在圈子里是司空见惯的。

　　“一个潜在的危险随之而来，如果丈夫与同性恋者发生性行为时，被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传染给妻子的概率就非常高。”段勇说，“一旦这个病毒扩散到众多家庭，那么在社会大众中间的影响就非常大，也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同性恋问题，而是演变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责任编辑：邵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