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周振鹤教授在1月7日的《新京报》上撰文说，医院不能是商业机构。对于这个观点，我双手赞成，因为医疗行为的商业化，的确使我们的医疗服务越来越多地偏离了救死扶伤的基本目标。

　　不过，该文还是过多地把问题的关键，放到了医生的自我完善方面。我认为，这是不妥当的。

　　首先，我认为应该纠正周教授一个误识，那就是医生在中国的地位历来就不高。学过医学史的人大都知道，中国很久以来就有“医巫同源”的说法，所以医生在过去的统治阶层眼中，和跳大神的巫师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在三教九流的划分中，医生也和巫师一起位列下三流之中。中国医生的地位之低，不但可以在“江湖郎中”这类代有蔑视性质的称呼中找到端倪，更能从华佗、李时珍这些济世名医的悲惨遭遇中，找到鲜活的事例。当然，1949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在一些旧的文化传统影响下，尊重医生的历史底蕴还相当稀薄。

　　的确，每个医生都应该有悬壶济世之心，最好都能做到施治于人不收钱，还能给病人送点儿药。但这作为一种理想可以去追求，在现实中做起来却比较困难。这不仅是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私欲，退休女医生赵华开办民工医院的举步维艰也告诉我们，当今的社会并没有给悬壶济世的医生很大的存在空间。

　　每个学过管理的人都知道“枣核”理论，任何一个群体的构成都如同枣核，两头小中间大，绝对好和绝对坏的部分就如同枣核的两端，他们可能不管外界怎么变化，都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处事，而多数人会聚在中间。如果外界趋善，他们就趋善，外界趋恶，他们也趋恶，管理的成功与否，就在于是让多数人趋善还是趋恶。这个理论会很容易让我们想到，当我们的社会让悬壶济世的医生活得非常清贫，而安于捞病人钱财的医生生活得有滋味的时候，医生这个群体中的多数，会向哪个方面转化。所以，当不少医生开始背离自己的基本准则的时候，道德标准的作用就会打折扣，而应该更多地关注让医生趋坏的环境因素。这绝不是找几个极端敬业的医生作为例子，就能让医疗界扪心自问的问题。

　　其实，医院能不能是商业机构，这个问题医院自己回答不了。当医院的主管部门让医院挣钱的时候，院长可能让下面的医生都只管看病不管挣钱吗？当院长把经济指标通过制度细化到每个医务人员身上时，医生可能拒绝这种加在自己身上的医商角色吗？现在，在有些地方，医院不但要挣钱养活自己，还要反哺一些职能部门，医院在这样的环境下能不言商？

　　中国的看病成本的确高，但有个事实却是不可否认的，中国医生的收入在世界范围内，不管是绝对收入还是相对收入都是偏低的。这至少说明一个问题，医疗市场化中的商业利润，并非都是医生所为，医生只是诸多环节中的一环，寄希望医生的道德能挽救中国目前让人垢病的医疗环境，显然是不可能的。

　　□郑山海(煤炭总医院副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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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邵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