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履行承诺，倡导的是政府和社会各界共同承诺、共同参与，从联合国的角度来讲，是怎么参与的呢？
何景琳：联合国系统参与到艾滋病的工作，在艾滋病流行的初期联合国系统就有一些机构已经在做艾滋病防治工作了，有一些项目。 但是到1986年的时候，大家认为联合国系统应当专门为艾滋病成立一个协调机制，于是成立了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就是联合国的若干家机构，一开始是6家机构，后来增加到10家，联合发起艾滋病防治工作。
何景琳：成立这个规划署的意义，第一，大家必须携起手来共同做事，第二，也说明联合国系统对艾滋病的重视程度。因为除了艾滋病还没有专门为一个疾病成立专门的协调机构，从这样一个情况看，联合国系统非常重视艾滋病的工作。
何景琳：重视艾滋病工作另外还体现了，整个联合国系统在区域、在国家层面、在总部的层面都开展了相应的一系列的工作，而且倡导和推动了一些领域的工作。
何景琳：比如在中国，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主要是通过联合国艾滋病专题工作组，更有效的促进艾滋病在中国的防治，能够更有效的支持中国政府、支持相关的一些机构，能够协调联合国内部的机构，以及与双边的或者国际的非政府组织的一系列机构，能够更有效的在中国开展工作。
主持人：联合国有一个“三个一”的原则，是什么呢？
何景琳：联合国系统在从事若干年的艾滋病领域各个层面的工作以后，提出了“三个一”的原则，有三个方面：
何景琳：第一，要有一个共同的艾滋病防治行动框架。也就是说协调所有的参与者开展防治工作，实际上在中国有一个共同的行动框架，有第一个五年行动方案，现在马上出台第二个五年行动方案，中国的工作应该在五年行动方案的指导下开展，相应的各个省也会出台各个省的行动方案。这个是在中国的情况。
何景琳：另外一个“一”，就是希望能够有一个国家级的艾滋病防治协调机构。我觉得中国这一点也是做得比较到位了，我们有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这是一个很有力的协调机构，协调各个部门、协调省一级、协调各部门的参与。
何景琳：还有一个“一”，统一的国家级的督导评估系统。因为督导方面我们做得还不是很到位，所以国际也是支持中国建立一个有效的督导评估系统。
主持人：中国是怎么实现“三个一”原则的？
何景琳：刚才说的是国际社会支持中国政府来努力做的。
何景琳：实际上在“三个一”方面我们国家执行的程度是不太一样的，应当说前两个我们认为还是正在做，或者做得还是比较好，督导评估这一块，我们觉得还需要不断的加强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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