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死亡——现代死亡学》编委会及科学出版社近日在北京梅地亚中心召开《脑死亡——现代死亡学》新书首发式，该书主编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脑死亡问题专家陈忠华教授、科学出版社的领导及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神经精神科的李舜伟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孙东东教授共同出现在首都新闻媒体面前。在新书首发式上，该书主编陈忠华以“呼唤全社会对脑死亡的关注”为题对本书的出版过程作了介绍。他首先讲述了这本书写作的起因。他说，之所以写作这本书，就是因为目前医学界和整个社会对脑死亡都还没有一个准确的界定，公众对脑死亡学的了解更是少之又少，这也制约了以脑为中心的全新医疗模式的应用及脑死亡的相关立法进程。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脑死亡”的概念正在对当今以心脏为中心的医疗模式发起挑战。

　　医学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赋予我们以更强的能力，人们在生与死这样简单的概念问题上，亦即在对一个人是死人还是活人的判断问题上所产生的混乱也越来越多。医生借助呼吸机，可以维持人的呼吸；借助心脏起搏器，可以维持心脏的跳动；脑死亡病人看上去脸色红润，似乎还是活着的样子，这对病人来讲也是在道德上的一种不尊重的医疗行为；同时造成国家经济上相当大的损失。其实，死亡这个以往很容易理解的概念在今天似乎有了新的界定。产生这些混乱的原因不是别的，正是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不同器官的死亡发生了明显的分离，出现了脑死亡的概念。陈忠华教授指出，脑死亡的概念是对死亡范畴的一个补充完善，是以心脏为中心的医疗模式向以脑为中心的医疗模式的转换。

　　科学观念的不断更新使人类对死亡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脑死亡标准的确立更是人类认识自我的一大进步。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把“脉短、气绝”作为死亡的典型征兆，现在大多数人还无法接受有心跳、能呼吸的亲人被医生判为“死亡”。这也是传统死亡概念中，使用心、肺的运转与否作为死亡的判断指标的原因；而在现代先进医学背景下，某些心、肺功能的停止是可逆的，而脑功能的停止则表明死亡的不可逆阶段的开始。因此，把脑死亡作为死亡的标准显然更为科学和精确。也就是说，“脑死”比“心死”作为界定死亡的依据更为科学。

　　目前，脑死亡标准在医学实践中的确立非常迫切，许多学者都在呼吁为脑死亡立法。谈及脑死亡法提案走过的10年历程，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孙东东教授提及三个制约立法的因素。一是医疗配置不均衡，脑死亡的判定不是随便哪级医院，哪个科室的医生就能做的。第二个制约因素是公众的观念问题，第三个是社会问题。孙教授强调，脑死亡的判定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医学实践过程，需要有严格的规范标准。所以脑死亡立法包括三个部分，脑死亡判定标准、脑死亡判定方法、脑死亡判定标准管理办法。北京协和医院神经精神科李舜伟教授从事多年神经内科工作，他指出脑死亡的判定必须是二甲以上资质的医院、工作十年以上、副高以上职称的医师才有资格，还不是所有科的医生都能做，脑死亡的诊断至少要由神经内科、神经外科、麻醉科、ICU的两位医生来确定。

　　陈忠华告诉记者，我们需要界定什么样的病人是脑死亡，什么样的病人是植物状态或严重的脑功能损伤，或是处于昏迷状态。从大众的科学知识的普及角度讲，我们的医务人员有责任对脑死亡、植物状态、昏迷，以及什么状态是可以恢复的，什么状态是不可以恢复的进行清晰的界定。让老百姓知道如果一个病人被诊断为脑死亡，就意味着病人已经死亡。任何的抢救都是无济于事的，那只不过是一种安慰行动，是一种解脱死者亲属心理的表现，对病人也是无益的。

　　《脑死亡—现代死亡学》一书的核心思想是“脑死亡＝死亡”的科学定义。该书包括三个主要部分——社会学篇、医学篇和纪实篇，分别从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医学伦理学、哲学、法学等诸多角度对与脑死亡相关的问题进行了深入而有益的探讨，充分证明了脑死亡在医学、伦理学和法学上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并结合我国国情详细讨论了我国现阶段脑死亡研究的主要问题——脑死亡的预防、判定标准、立法的社会意义和与器官移植的关系等。

　　作者希望全社会对脑死亡这个并非纯医学的问题引起足够的关注。他说，准确地界定脑死亡，对今天的社会具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统计表明，目前我国医院里维持脑死亡病人的生物学生命所耗费的卫生资源非常巨大，医院重症监护病房（ICU）的压力也很大。更重要的是，如果脑死亡病人占用了太多资源，就会在某种程度上使一些应该更有生存和康复机会的病人得不到救治，这在伦理学上是很难站得住脚的。另外，确立了脑死亡标准和通过脑死亡立法，宣传和鼓励自愿捐献器官，将脑死亡者作为器官来源，将使更多的病人得到新生，必然利国利民。

　　《脑死亡—现代死亡学》的正式出版发行将对在我国普及脑死亡学、界定脑死亡界限、呼吁全新医疗模式及脑死亡立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性，将在医疗技术、道德伦理和相关法规方面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时也为学术研究提供了许多不可多得的丰富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