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卫生部已经基本决定，要取消药品加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透露的卫生部即将推出的这一重大决策，看似“猛然”，却将今年医药价格改革的方向勾勒了出来。

　　但这并非第一次医药价格改革。药品降价、抗生素限售、三降一提高、狠抓医疗腐败、差比价规则……在此前的一系列改革之后，同样的声音仍在响起：医院照旧喊亏本，消费者照旧喊“药价贵、看病难”。

　　这一次会是个例外吗？问题出在哪儿？医院为什么喊亏本？消费者为什么喊“药价贵、看病难”？有必要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这样的问题。

　　曾有一个有趣的例子，说的是上世纪80年代，一位工人骑着一辆凤凰牌自行车不慎在路上摔倒了，路旁的好心人扶起他，他却说：“先别管我，先看看我的自行车怎么样了。”什么意思呢？人伤了有公费医疗，车坏了却是自己掏钱买的。

　　因此，国民医疗支出成为了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整个国民医疗体系（主体为医院）由于缺乏竞争的内在动力而长期发展缓慢，医疗技术和服务难以提升，“计划”显然不能解决问题。

　　到了新世纪的今天，经过改革后，国家财政不再补贴医院，不再公费医疗。出现的新情况却是：人民群众在呼唤国家解决药费贵，看病难的问题，医院反过来呼唤财政补贴。在“计划”还是“市场”的讨论中，如今的改革是退是进？是前是后？这是一个近乎悖论的问题。

　　问题还是绕了回去：国民医疗体系的构建谁来埋单？国家财政？医院？消费者？

　　国家财政完全埋单，有改革倒退之嫌；医院当然不愿意完全埋单，所以吃回扣、开大处方，腐败现象时有发生；消费者当然不愿意完全埋单，药价贵、看病难，骗保、吃保，医疗资源浪费。

　　我们是个不发达国家，所以由谁完全埋单似乎都不公平。但毫无疑问，消费者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

　　再举一个例子，某医院做了一个策划，门诊大厅里放一辆宝马车，上面注明：“您一年花在这辆宝马车上的修车费用为××元，而您一年花在保护自己健康上的费用又是多少？”如此来提醒消费者正确地看待“看病贵”问题。

　　这当然引来了争议，宝马车是奢侈品，而医疗服务是必需品，是基本的健康保障。无疑，健康是第一的，所以，“少花钱，看好病”正是民众以及负责任的政府所追求的。

　　于是我们看到，政策在两者的利益均衡中摇摆：取消医院财政补贴后，为了弥补医院的成本，国家给了一个政策，就是药品可以加价15%，以此增加医院的收入。但作为一种权宜之计，这个办法的弊端很多，是导致药价虚高、看病贵等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如今社会反应太强烈了，又不惜“得罪”医院而顺应消费者，以此平衡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

　　但这种平衡看来并不高明，因为从屡次的政策执行效果来看，首先是医院感觉自己要亏了，要么财政补贴，要么变相再让政策执行变样，消费者对药价下降仍没有真切体会。这中间就突出了一个要害问题：医疗体制改革，医院、医药不分家的垄断地位不打破，市场化意识不加强，国家财政就会一头陷入给医院不断地追加补贴，一头仍得不到消费者的认可。

　　个中原因就在于在整个医药产业价值链中，作为药品直接消费者的医疗机构（对于药品生产企业而言，患者只是间接消费者），具有绝对的强势地位。

　　由于目前国内制药企业生产的产品中，高达90％以上的比例为仿制药，这使得制药行业内同质化问题非常严重，动辄一个品种就有成百上千家企业在生产，竞争之惨烈可想而知。这样的现状无形中进一步加重了医疗机构的权力：因为可供选择的采购对象多如牛毛，他们讨价还价的能力变得异常强大。如此一来，居产业链中弱势地位的制药企业丝毫不敢轻举妄动，逐渐使得虚高的药价向整条价值链的末端集中。

　　由此不难看出，在三医（医药、医疗、医保）不联改的前提下，靠限价、降价的手段来消散药价虚高多少有些缘木求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