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年仅有的23人
一位医生告诉本报，云南省每年约有60万个产妇，按4‰的阳性率计算，大约有2400位HIV阳性。HIV阳性孕妇将HIV传染给孩子的几率，按世界平均水平30％计算，这一年的60万个新生儿中，可能有700名HIV感染者。如果这2400名HIV阳性孕妇接受母婴阻断指导和治疗，保守估计，将拯救至少400多个孩子。如果将这项工作扩展到全国，那将有更多的孩子和家庭获益。
可是，4年来，全程进入云南母婴阻断项目的，只有23人。
清华大学景军教授曾告诉本报记者：“母婴阻断工作之所以难做，是你很难找到目标人群。很多孕妇并不知道自己被感染，就生下了孩子。”
昆明项目的医生们亲身体验了找不到病人的艰难。“我们做了4年，在全省才做了23例，你可以想象这一点。”周曾全说。
即使检测出来的HIV孕妇也难以抓住。项目组所接触的HIV孕产妇，远远超过23例，但很多例从医院离开后就消失在了人群中。
“做这个项目的核心是什么？是不是为了孩子的安全？对，是这样。但她吃完药后，我们再也找不到她，也不知道孩子的情况。她们不会给你留姓名，不会留家庭住址，甚至留的家庭电话也是假的。还有很多人在医院生产后，再也不来找医生。”周曾全说。
23名孕产妇的母婴阻断，有10例在昆明某院进行，其余分散在云南省的玉溪、思茅、红河、德宏、版纳等地的医院。周曾全说，之所以将这项工作扩展到其他地方，也是因为在昆明得到的病例数太少。
他认为，孕妇之所以不检查，一是孕妇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二是医务人员也缺乏相关知识，不能给予指导与治疗。最重要的一点，是歧视，使很多怀疑自己有病的人不敢去检查。
清华大学景军教授说：“中国目前公布HIV感染者有84万，可实际检测的只有6.3万人。那近80万的人在哪？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得病了。”
周曾全印象极深的一个悲剧，就是这样发生的。一位孕妇要分娩的时候，在另外一家医院检测发现HIV阳性，那家医院没有对她说明，而是将她紧急转到了昆明某院。但是，来得太晚了，很多措施来不及做，后来证实，孩子为HIV阳性。周曾全那时得到一些珍贵的进口药品援助，他告诉这位妈妈：“你可以得到我们的免费治疗。”妈妈问：“我的孩子可以治吗？”那时他还没有治疗孩子的药品。妈妈说：“孩子不治，我就不治了。”2003年年初，这位妈妈死了，可怜的孩子也失去了下落。
在按照规程来进行母婴阻断的23个案例中，惟有一例失败。这是一起类似的悲剧。杨欣平医生告诉记者，两年前，产妇被紧急送到了昆明某院，因为马上就要分娩，无法进行产前用药。产后的4个月中，母亲按医生的嘱咐，一直用人工喂养。可是孩子发育不好，消瘦，母亲可怜孩子，开始母乳喂养。孩子长到10个月时死亡，医生检查，发现孩子体内HIV载量很高。
10月31日，杨欣平曾试图联系这位妈妈，未果。她的家人只是简单地说，她的丈夫吸毒感染HIV又传染给了她。她现在对丈夫恨之入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