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她心中，杨医生是他们母子的救星。
而张菲的母亲一个月前才知道女儿的病情。此前杨欣平帮张菲瞒住了一切。
一个月前，身体健康的丈夫与张菲闹矛盾，与岳母也不和。在争执中，丈夫说：“你女儿是艾滋病你知道吗？她没几年好活了！”母亲这才知道。“我自己有病，一个人承担痛苦就行了，不想让家里人再为我难过。”张菲曾从电视上看到，一个人打电话告诉家人他得了艾滋病，家人的反应是：“你自己看着办吧，我们管不了！”张菲说：“我也怕家里人会这样。”说到这里，眼泪滚了下来。杨欣平悄悄递给她纸巾。
“我怎么会不管她？”母亲也哭了，“我们站出来，希望对社会有用，也盼望社会来帮助我们，给她治疗，不要让我白发人送她这黑发人。”
张菲将纸巾递给妈妈，“我心态很好，什么时候死啊？这样的事我才不想。反正痛苦也是过一天，开心也是过一天，不如开开心心的！孩子那么健康……”说到孩子，她眼睛发亮，脸色也红润起来，“那小家伙，太聪明了，太调皮了！我们折腾不起了，所以送到幼儿园，让他去折腾老师吧。”她笑起来，眼睛里还含着泪水。
医生记忆中的惊弓之鸟
对于HIV阳性的孕妇，最安全的方法就是终止妊娠。但是，孕妇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她们有对孩子的渴望，也有按照自己意愿生活的权利。秉持人道主义的医生们觉得义不容辞。
这个选择决定了他们必须付出更多。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一群“惊弓之鸟”。
杨欣平医生告诉本报记者，之所以率先进行母婴阻断项目，是因为看到母婴传播已经出现。2000年，一位艾滋病人在医院死亡，留下了6岁的儿子。他们对孩子进行检查，发现HIV呈阳性。很快他们发现了其他HIV阳性的孕妇。在中国医学科学院曹韵贞教授的帮助下，他们得到了一些进口药品———当时国内甚至还没有进行母婴阻断的药物，同时在昆明市科委的资助下，昆明某院开始了这项工作。
周曾全，母婴阻断项目负责人，昆明某院原副院长，讲述了项目组第一例母婴阻断的故事。
4年前一名孕妇在做围产保健时，查出HIV阳性。他告诉她最好的办法就是终止妊娠，那位孕妇哇哇地哭着，只有一句话：“我要孩子！”
她最终决定在医生们的帮助下做母婴阻断，但提出一个条件：不能让家里人知道。
“这太难了！”周曾全说，“要剖宫产，要给孩子服药，不能母乳喂养，面对家人的疑问，这些都要编造一些理由来解释。太难了，因为她的婆婆，就是一名医生。”
第一，他们需要帮这位孕妇说服家里人：为什么要到一个传染病医院分娩？
理由是：医生告诉她，她的肝功能有点问题，这家医院在这方面有经验，可以防止传染给孩子。
第二，她的各方面情况正常，为什么要剖宫产？
理由是：这样可以更有效地防止肝炎传染给孩子。
第三，生产以后，母亲的奶很好，为什么不喂给孩子，反而要人工喂养？
理由同上。
还有一个问题，这位产妇在医院里留的是假名字，可她有工作，属于公费医疗，必须以真名开出医院的住院收据，怎么办？
医生们的做法是，要出院时，与财务人员沟通好，当她以真名开收据时，整个医院只有一个人知道，其他人不得与闻。
“在所有的艾滋病人里面，孕妇是最可怜的。”周曾全说。怀了孩子，本来是喜事，却变成了悲哀的事。怀孕的女人心理本来就脆弱，HIV更让她们不堪一击。
2001年，一个艾滋妈妈生小孩3个月了，医生们与这个妈妈联系上，希望她带孩子来医院抽血检查。可她不愿到医院来，怕碰到熟人。“那么，我们到你家里来？”周曾全问。她也不同意，因为她的父母还不知道这事。那怎么办呢？找个茶馆？可要在茶馆里给孩子抽血，也不合适啊。“这样吧，”周曾全说，“你指定时间、地点，我们开着救护车过去。”医生们开着车，到了这位妈妈指定的地点，一停车，“还没看清她从哪里钻出来的，她已抱着孩子冲到车上。我们就像地下工作者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