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前，一个普通的武汉传染病医生揭开了中原地区艾滋病爆发流行的实情。五年时间，他克服重重阻力，寻找和救治无助的病毒感染者。为了扭转人们的偏见，他也曾和自己的病人同吃同住。
桂希恩———这位中国艾滋病高发区的最早发现者，用行动重新诠释一个医生的职责。
桂希恩，1937年生，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传染病科主任，1999年开始在河南艾滋病高发区从事开创性的疫情调查防治工作。
2004年2月28日，欧洲银行家马丁·哥顿来到武汉市，将2003年度艾滋病预防的国际最高奖“贝利—马丁”奖颁给了他，奖励他在艾滋病防治领域的开创性工作。近日，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栏目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桂希恩在河南村庄
今年2月28日，欧洲银行家马丁·哥顿来到武汉，将2003年度艾滋病预防的国际最高奖“贝利—马丁”奖颁给了桂希恩。
两去河南 发现艾滋高发区
考察怪病，一去河南
桂希恩是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一位有着40多年从医经验的传染病医生，1960年他从武汉医学院毕业后，志愿赴青海省从事地方病防治工作，一干就是16年。1976年桂希恩返回武汉后，一直从事血吸虫病等传染病防治和科研工作。1999年，一位来自河南的进修医生告诉他，老家上蔡县文楼村有许多人染了怪病相继死亡，多年养成的职业敏感驱使桂希恩要去实地考察一番。
桂希恩：1999年的6月底，我在天津开一个全国传染病会议，会议结束后，我回去时就在驻马店下车，到这个县去了，去了就找那个进修医生的同事陈宝印，他的家就在这个村，所以他带我到这个村子里去了。
我去看的第一个病人叫孔留柱，有发烧、消瘦、腹泻，口腔有真菌感染症状，非常像艾滋病，我就给他抽了血。那一次，我只带了11个管子，抽出11个血样，回来做有10个HIV（艾滋病）是阳性的，我做的是过筛实验，当时不能肯定。因为过筛实验不能确定诊断的，按照法律的要求要做确诊实验，我就找到做确诊实验的单位。
记者：那你当时意外吗？
桂希恩：我非常意外，因为这个村子里病人很多，而且这些人都是卖血的，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因为他的血还可能给了别人，而且这个村卖血的人口很多，可能这个病还不局限于我发现的这几个。我把口袋里1600块钱给他们，做了6个，结果这6个全是阳性。通过这个结果，我相信那10个大概都没有错。把这个事情完成以后，我第二次到这个县去了，向当地卫生局报告了。我说我发现这个地方有艾滋病，我抽11个血样，就有10个有问题，而且这个跟卖血有关系，涉及的人很多。我原想7月份放暑假时，带一个医疗队到这儿来，同时把这个病作为一个调查。结果卫生局长不同意，禁止我去，所以我后来没去了。但是我已经认识了村民，认识了医生，还跟那儿保持联系。
二去河南，结果震惊
回到武汉以后，桂希恩在焦虑中等待了两个月时间，但河南方面没有传来任何消息。
记者：河南卫生局的人说，你们要来我就要干预，你就没去了吗？
桂希恩：考虑了两个多月后，我觉得，为了对这个事情负责，我应当再去。所以我就利用了那年的中秋节，又去了这个村。我带了三个学生，我们四个人两天抽了140多个血样，而结果确实叫我很震惊的。超过一半的标本，我抽的标本里头有超过一半是阳性的。
记者：标本的选择是随机的吗？
桂希恩：愿意接受的我才抽，我不能强迫任何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好像是随机，但是愿意接受的一种人是有病的。所以我这个数字肯定不代表整个村的人口。
记者：属于一个高危人群？
桂希恩：高危人群，超过一半是阳性，但是也已经非常可怕了。我现在看到一个更加可怕的瘟神来到这个地区了，我还担心我见到的只是冰山一角。
秘密调查村庄疫情
上个世纪90年初开始，受经济利益驱使，河南省某些地区非法和不规范的采血现象盛行，就在这段时间，艾滋病毒通过交叉感染在卖血者当中开始传播，而且危及到了他们的亲人。但是在桂希恩的个人调查之前，疫情发展到底如何，无人知晓。
记者：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说，你不管这件事不会有人责怪你．
桂希恩：良心会责备我的。做传染病工作的，遇到这种情况还不过问，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合格的医生。
记者：这个事可能不归你管了。
桂希恩：已经引起他们重视那就行了，我就不再管了，但是他们没有任何行动，那我就认为是他们不对了。哪怕冒一点风险，我也应该去把它搞清楚些。
记者：离开时有什么麻烦吗？
桂希恩：没有，但是我那时候确实吃了一惊，主要害怕的是，要弄到政府里头去，我这些工作全白搞了。
在秘密状态下，桂希恩完成了对村庄疫情的初步调查，1999年10月中旬，他将自己的发现报告给了当地政府。10月底，他又向中央主管领导寄交了自己的调查报告。
北京方面很快有了回音，桂希恩被请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详细汇报疫情调查结果，不久之后，上级部门派遣工作组进驻疫情高发区进行慰问和救治工作。当地政府对桂希恩的态度也和缓了很多。
桂希恩：有一次他们就请我吃饭，他们委婉地批评我，觉得我不应该私下到他们县上去。当时有一个副局长说，当时不让你来是因为你是湖北的，怎么管到河南来了？这话我就不愿意听。因为现在艾滋病是没有国界的，哪里来的省界。
把感染者接到家中同吃同住
2001年5月一个意外举动却让桂希恩一下子成为媒体的焦点。他把5名河南艾滋病感染者接到武汉进行检查治疗。并且和这些患者在自己的家里同吃同住。
记者：这5个人怎么会从河南到武汉呢？
桂希恩：因为那个时候河南对这些病人帮助得还不够。有一个病人他跟我写了一封信说，他非常地伤心，他想到哈尔滨去打工。如果能赚钱，给家里留个两千多元，那他死也瞑目了。我看了这封信后心里很难受。我就想我应该帮他这个忙。我就问了有没有人愿意到武汉来检查，他们有些人愿意来检查。我就说假如有人来问你，你愿不愿意跟这些学生、新闻界，谈谈你们自己的经历，他们说愿意。我说如果你们有这条，我相信我一定能够给你们募捐到一点钱。他们非常困难。所以我就说到我那儿去，我给你做全面的检查，检查完了以后你们就回来。
记者：那个时候你把他们接到家里去住的时候，你就没有考虑吗？
桂希恩：我没有想接他到我家里去，我在那儿都给他们安排了住处的，但是周围的邻居不答应，要把他们赶走，我只好回去跟家里商量。一小时后我就带他们到我家去。
记者：你的家人呢？
桂希恩：我当时跟我夫人讲，我说带这个病人来，她不赞成。我说不是我要把他请来，但是现在我的病人我的朋友来，没有地方，我怎么对得起这些人呢，最后她理解了，我觉得这就很不错了。
对病人：别歧视他们
这次风波后，更多的艾滋病感染者成了桂希恩的朋友，除了治疗药物，他们还从桂希恩这里得到了精神上的安慰，但一些人对艾滋感染者的歧视，让桂希恩深感担忧。
桂希恩：我们不应该歧视他们。那些卖血的、输血的是无辜的，那些儿童也是无辜的，我们应该做的是帮助他们。另外，他已经感染了这个病，受到了疾病的惩罚，我们还要踏上一脚，不好吧，应该也给他一个生存的机会，给他一定的同情吧。
记者：但是对于正常人来说害怕也是一种正常的心理呀。
桂希恩：害怕是因为你们对这种疾病不理解，如果你了解这个疾病，你就会正确对待它。病人不可怕，这个疾病可怕。
记者：那您工作时有没有特殊的防护措施呢？
桂希恩：按照规定的措施我们还是有的。（第一次接触艾滋病的时候），我没有戴手套，但是我跟病人抽了血以后用酒精擦手。后来做了检查我没病。根据国外做过的调查，你的手没有破损，给病人看病，是不会受传染的。我愿意跟病人做朋友，让我和他之间没有隔阂。说老实话，我们觉得他们很好，病人现在也在关心医生。
对同事 不让他们去抽血
记者：我知道，每次需要抽血时，都是你抽，而不让同事去抽。这不是跟你的做法相矛盾吗？
桂希恩：不矛盾。有一次，就是我们抽140份血时，因为时间很紧，有一个护士和我一起抽血，结果她把自己扎了。我们回到武汉做的第一件事，就把那个病人的血拿来查了，是阴性的，所以她不可能感染。不过我想到，这样的事以后不能再有了，万一发生在同事们的身上，我们怎么跟医院、同事和他们的家庭交代？所以，以后抽血都是我一个人抽。
关于出名 获奖后，捐出奖金
记者：你为什么躲媒体？
桂希恩：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人不值得报道。人怕出名猪怕壮。
记者：但是你得奖了。
桂希恩：如果这个奖是让我申请才可以得的话，我绝对不会申请的。但是一个外国人给了这个奖，体现了人家关心中国人的艾滋病的防治事业，这种情况，我接受。
记者：但是您在还没有领到奖金时就已经决定要把奖金捐出去。
桂希恩：我不缺钱用，他给我钱，我都用在这个上面。
另一种现象，让他忧心
在桂希恩的促进下，那个曾经病毒肆虐的文楼村受到高度关注，去年开始村里的艾滋病患者得到了政府的免费药物治疗和经济救济。但是近来，桂希恩在艾滋病高发区发现的另一种现象又让他忧心忡忡。
桂希恩：许多新的感染者，恐怕是通过吸毒、性传播和母婴传播的。我在一个高发区，晚上住一个什么局的招待所里，人家（性服务人员）开门进来了，到这种地步，我也感到很惊讶，这是最近的事情。
记者：这种现状会不会让你怀疑自己现在做这个工作的意义？
桂希恩：我们更应该做好这个工作，不过我们在预防的时候，这方面的预防工作还要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