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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是人命关天的要害部门，任何医院的从业人员都要有一个职业良心的锤炼过程
北京新兴医院坐落在海淀区的沙窝，是一幢被大片简陋平房包围的小二层楼，给记者的感觉像个小诊所，相较于邻近的三○一、四○二、石景山医院等国有大医院，看上去实在寒酸，却自称是“国内规模最大、医疗水平最高、技术力量最雄厚、服务质量最优、医疗设备最先进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男女不孕不育症的国际化专业医疗机构”。 据院方宣传资料介绍，新兴医院设有病床100余张，拥有博士生导师3名，教授6名，研究生导师4名，高级职称人员10余名(记者注:这几项概念有重叠列举之嫌)，中级职称人员数十名，还从美日等国进口了不少先进医疗设备。 产业化正在成为中国医疗卫生领域最引人瞩目的进程之一。不久前，国有北京同仁医院通过竞拍花费3.36亿元买下了金朗大酒店，并把它改造成“满足患者较高层次需求”的“豪华医院”，在医疗界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而民营的北京新兴医院投资6亿元，在中关村建设11层的智能化大型综合性医疗大厦，更被认为是“大手笔”。据医院自己说，这是中国第一家实现全程无纸化、数字化的医院。 37岁的院长朱明表示，“崭新的北京新兴医院将是一所立足北京，辐射全国各个地区，提供最高水平的不孕不育专业医疗服务的管理集团，并面向全国、乃至全世界承担一定教学、科研任务的超五星级航母型医院。” 转制的“私人医院” 《瞭望东方周刊》在北京市宣武区工商分局查阅到了新兴医院的企业注册资料。资料表明，新兴医院是北京通州人朱明和朱爱琴2002年底在海淀工商分局注册的营利性医疗单位。股东为他们两人。 在申请开业登记事项里面，企业法人名称为北京新兴医院，法定代表人为朱明，经济性质为股份合作制。最初企业员工共计8人，流动资金1000万。企业申请日期是2002年12月26日。 在此之前，医院的全称叫作“中国新兴医药总公司北京海淀新兴医院”，是集体所有制的营利性综合医院，有60张床位，注册资金为200万元。法定代表人也和现在一样，是院长朱明。也就是说，它在2002年注册成为了独资，但在新兴医院的宣传资料上，写的都是1999年已经实行改制。 新注册的北京新兴医院，朱明和朱爱琴共计投资1000万元，其中，朱明以货币方式出资7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70%;朱爱琴以货币方式出资300万元，占30%。但在企业申请里面写明的投资总额却是5000万元。 新兴医院的一名顾问向《瞭望东方周刊》说，医院就是朱明和朱爱琴两个人的，没有别的股份。 医院经营范围内容里，密密麻麻写满了表格，有呼吸内科、消化内科、神经内科、计划生育专业、临终关怀科等等多达60多种。而事实上新兴医院目前主要经营的是不孕不育专科。 工商局的企业法定代表人基本情况及任职证明表明，院长朱明的文化程度是大本，原工作单位以及职务是北京新兴医院医生。 “以市场为主导” 应该说，新兴医院是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时代产物──它也在宣传材料上自诩为“医改先锋”。 上个世纪末，业外资本逐渐介入医疗行业。2001年，中国媒体上频频出现了“营利性医疗机构”和“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两个新概念。 当时的卫生部领导和专家解释说，今后，中国医院将逐渐分成“营利性”和“非营利性”两类。国家财政只负担非营利性医院的补贴，此类医院主要承担国民的基本医疗保障功能。其他营利性医院都走向市场，在竞争中求生存。 营利性医疗机构包括中外合资医院、股份制医院和私立医院，它们的医疗服务价格放开，依法自主经营，照章纳税。 改革是为了激活中国僵化的医疗体制。长期以来，中国医院绝大多数为非营利性医院，收费价格由政府管制。上世纪80年代开始卫生体制改革后，多种形式办医、多元化投资已不少见，股份制医院和中外合资医院都进入了群众看病求医的选择范围，这使得实行医疗机构分类管理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 新兴医院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由集体制转为了股份制，成为了一家营利性的“私人医院”。这决定了其经营策略必然要“以市场为先导”。 对于做广告，院长朱明是这样看的:国内医疗服务市场已经进入一个新的竞争阶段，品牌化经营时代已初露端倪，以广告进行传播是第一步，以优秀媒体进行品牌塑造是第二步。 在电视等大众传媒上大量投放广告只是其系列市场战略的一例。新兴医院还大搞社会公益活动，以扩大知名度，比如，与解小东共同捐赠100万元人民币，在全国筹建100所“新兴中国娃音乐教室”，向全国的孩子们尤其是偏远山区的孩子们“教授音乐”。 中国入世后，医疗服务市场面临进一步开放，服务和价格的竞争将更为激烈。 2004年4月，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再次提出，积极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医疗服务事业，对于社会资金投入医疗事业的，允许出资人取得合理回报。一石激起千层浪，民营医院又一次成为焦点话题。 在这种情况下，北京新兴医院宣告实施“资源扩张战略”，包括完成新一轮资本扩充、投资6亿元兴建医疗大厦等。 这里还有更多的问题。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陆建华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一些资本看中的是，医院实际上仍是一种具有专营性质的特殊服务机构，这也便是它们进入时喜欢搞“捆绑式改制”、“戴红帽子”的道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资本往往有办法让某一级行政当局把自己列入医疗资源的主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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