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手记
提到百姓看病贵、看不起病的问题，杜如昱教授显得很忧虑。他说：“一个人的医疗费用指的是病人看病时需从自己口袋里掏多少钱。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有一句话：如果病人自己出的钱占到整个医疗费用的50％的话，那么这个社会是不稳定的。我国目前具体是多少不是特别清楚，总之是在50％以上。”杜如昱教授接受采访时说，病人看病时的心态很简单：为救亲人的命不惜一切代价。在这种情况下，病人对医疗的期望值很高，而医疗却没有100％的成功。如果家破人亡，就成为医疗后续的家庭悲剧，受累人群大，时间延续长。我们真正要解决的是如何让病人直接从口袋里掏的钱降下来，这是问题的关键。“百姓为何不停地存钱？因为谁也不知道以后会得什么大病啊！吃饭用的钱是有数的，买房的钱也是可以预见的，唯独看病用的钱是不能预见的。国家应该考虑如何让百姓心里踏实下来。”他说。
“透视看病贵”系列报道曾经提到，看病贵既有药品价格虚高的问题，又有医疗体制以及医疗保障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国家目前在上述方面也正在做出努力。但药品价格的最终降低有赖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完善；医疗体制的改革又不可能一蹴而就；在现有的国力下，医保水平更难有大幅度的提高。那么，除了在上述各环节的努力外，在现有的情况下解决看病贵，还能有些什么办法？杜如昱教授、刘迎龙教授、柴家科教授分别向记者谈了他们给医疗费用“限高”的“高招儿”。
刘迎龙教授建议：
让医生“散下去”——实行“多点注册行医”
刘教授告诉记者，在发达国家，医生的人均拥有量为1／500人，而我国医生的人均数量已经接近或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达到1／500－600人，且全国各类医学院仍在不断地培养。但医疗资源分布却极不平衡，医疗资源的整合利用远远不够。大城市存在医疗资源浪费的情况，而在县、乡级以下却往往缺医少药。“对医生实行‘多点注册行医’的办法，有助于合理有效地利用医疗资源。”刘教授分析认为，如果省级医院的医生可到县级医院行医，县级医院医生又能去乡级医院看病，这样不仅可以合理有效地利用医疗资源，提高当地医疗技术，方便百姓就医，而且可以大大降低看病的费用。因为医疗收费标准存在着地区差异，各地、县级小医院的医疗费用大致仅为各大医院的1／2，这样做还可以免去百姓为去大城市大医院就医的奔波之苦。
建立救助系统——为部分急救“埋单”
由于教学、科研、部分急救等都成为医院成本提高的因素，为降低百姓就医费用，明确医院定位、为医院“减负”就成为必需。提及此，刘教授特别强调，国家急需建立医疗救助系统，设立专项基金，作为我国贫困人口最基本的医疗救助费用，为这部分人的医疗救治“埋单”。他说：“一个在车祸中受伤的人被送到医院门口，如果医院不进行救治是医生的职业道德问题，但医院收治病人后这部分费用由谁来出？目前这部分费用常常是无人支付。事实上，这属于国家医疗救助系统负责的范畴。为此，国家应该解决这部分人的救治费用，使百姓生命有所保障。”
购买育前保险——未雨绸缪防大病
记者曾随刘教授在北京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先天性心脏病门诊调查病人就医费用的情况。调查到的十几位病儿中，除了一位因家长所在工作单位经济状况较好、可以为病儿支付看病费用外，其余9人的治疗费用均需要自己全部承担，从七、八万元到十几万元不等。而这些患者大部分来自外地的中小城市或是农村，治疗费用几乎无一例外全是通过从亲朋好友东拼西凑筹借而来，有的甚至为此变卖家产或借“高利贷”。刘教授告诉记者，这个比例与他平时接诊遇到的情况基本相符，98％以上的病儿家庭都是医疗费用全部自付。“以先天性心脏病为例，我国每年有20万名先心病患儿出生，医疗费用的负担很重，国家无力承担。为此，如果针对某些先天性疾病，设立一种生育前的险种，让每个怀孕的妇女参加投保，让大家互助自救，那么对于病儿来说，这个保险无疑就提供了保障，可以缓解社会和家庭的巨大压力。”
柴家科教授建议：
解决基本生存权——给贫困的人上医疗保险
柴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国现行医疗保险的特点是‘广覆盖，低水平’，但这也仅仅是针对在城镇中有工作单位的人而言，很多单位发不出工资的人员、无工作的人员、下岗人员，还有占全国人口比例达70％以上的农民、边远地区的百姓，目前尚无任何医疗保险被‘覆盖’，水平的高低更从何谈起？这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因为这部分人的数量占我国总人口的70％－80％，就医对他们而言是解决基本生存权的问题。”柴教授告诉记者，他所接诊的烧伤整形病人几乎全都是来自一线的生活贫困的人。
柴教授认为，国家于去年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减少农民税收的措施，农民的负担因此得到了减轻，收入相对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是否可以考虑拿出一部分钱为农民设立基本的医疗保险，由国家和农民个人一起来负担？他说：“国家现在不可能拿出很多的钱，但这一医疗保险必须要先建立起来，医疗保险的水平可以根据国力发展情况慢慢提高。”
杜如昱教授建议：
减税免税建基金——鼓励“富人帮穷人”
杜教授分析道，我国的经济不发达，现在医保只能是低水平的、救助性质的，医疗费用中还有许多需要患者自付。同时也应看到，目前中国有一部分是穷人，另有一部分人已不是穷人了。但即使这部分不是穷人的人得了大病，如果没有一个较好的机制，最终还是会倾家荡产。“大病统筹”是一条途径，另外的方法是通过商业保险和社会救助。商业保险可以是个人买，也可以是单位给员工买。作为基本医疗保险的重要补充，有这种保险的人们看病时心里就有了底，心态也会平和许多，医患间即使有矛盾也好商量。他说：“企业为员工买保险其实花不了多少钱，作为政府，应该明白企业这样做实际上是在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是为政府解决问题，因此就应鼓励企业为职工办好事，鼓励的办法就是减税或免税。”
杜教授介绍，美国有非常完备和严格的税收体系，但对用于各类慈善事业的资金往往采取减免税的办法，这就鼓励了许多有钱人将多余的钱用于慈善事业，或建立某种基金。美国有许多这样的基金会如教育基金会、某种疾病的基金会，它会直接送钱给被资助者。我国也应该培养鼓励这样的社会力量，比如对于一些影视明星、企业家，鼓动措施同样可通过减免税的方法。与此同时，政府还可以向捐助者颁发某种荣誉，对他们为社会所做出的贡献加以肯定和褒奖。而政府在这样做的时候，一种崇高的、健康向上的社会氛围也有望因此而形成。“上述办法的实质就是发挥群众的智慧，让不同的社会力量去发现和弥补社会不同的薄弱环节，相信群众，让民众自己解决问题。”
读者建议
让“外人”监管医院
看病贵，除了与药价、现行医疗体制、医疗保障等因素有关外，医院管理本身也要负很大的责任。“透视看病贵”系列报道推出后，在读者众多的反馈中，由医院管理而导致的看病费用上升的情况占了很大的比例。比如一位网友反映，药品在有些医院的加成利益根本不是国家规定的10％－15％，而是进价的1－2倍，甚至更高。而医院存在的乱收费的情形更是为人们所深恶痛绝。
许多读者都提出：要降低医疗费用，国家还需在医院管理方面狠下功夫，建立和完善监督机制，但这种监督管理应该是政府行为，必须独立于医疗行业之外，而不可能是医疗行业自身的行为——自己是不可能监督自己的。而这种监督体系建立健全之后，还需对不法行为严加惩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