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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问题解决了，引发道德问题的土壤才会消失。”
以药补医：逼着医院往“高”攀
———变“劳务亏损”为“劳务值钱”
对于医院是否为看病贵背了“黑锅”，蔡仁华教授认为：“药品耗材价高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现行的医疗管理体制，即我国多年来一直采取的‘以药补医’政策也使医院在看病贵这一问题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处方药都存在一定的毒副作用，在使用时就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因而它必须在医生指导下使用。这样，药品本身的风险就由生产药品的企业转移给了指导使用者———医生。医生承担此种风险后，理所当然地要得到一定补偿。这种补偿机制在国际上通常有三种形式：一种是财政补偿；第二种是由保险公司补偿，即保险公司代患者补偿；第三种即是由患者自付，即患者除了付挂号费外，还需付处方费。但这三种补偿机制在我国过去都未采用。在计划经济时代，医院的服务是带有福利性质的，医疗收费标准定得很低。为了维持医院的正常运作和发展，国家允许医院在药品及检查方面获取一定的利益，即医院在药品方面可获取10％～15％的加成利益，在各类器械、检查设备方面收取5％的管理费的概念。这就是说，医生越是将用药降到最低限度，劳动补偿就越少。因此，这种制度的客观结果是使医生的劳动与药价挂钩，直接刺激了作为供方的医生开高价药、多开药。“这是我国50多年来医疗体制中最大的弊端。这种弊端在从前计划经济的条件下还不明显，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确立，在财政补贴已远远跟不上医院人力成本和技术服务的增加之后，‘以药补医’的机制就越来越得到强化，加上企业的推销，其暴露的问题就越来越严重，在医生用药方面起着误导作用。在价廉物美与价高物美之间，医生往往要选择价高物美；对高档的检查，可做可不做的很可能就做了。从综合医院的收入和支出比来看，现在医院在医疗技术服务方面是亏本的，所以就有了‘劳务亏损卖药补’的事实。在这一点上，医院和药厂的利益是一致的，医药费上升过快就成了机制现象。”
中国医师协会副会长、中华外科学会主任杜如昱教授认为，这种以药补医的政策还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医院只有配备了高档检查仪器、卖高档药品才能过日子，于是各医院都往“高”攀，不管会用不会用，都要有CT、有核磁。这使得高档设备在我国大城市相当密集，甚至超过美国。“医院为了赚取薄利而不得不牺牲更多的钱去配置高档设备，因为医院无路可走，不靠此收不到钱啊。”
针对医院卖药所造成的弊端，如今许多人主张国家在药品销售方面对医院采取“收支两条线”的办法，即将供方（医院）卖药的钱全部收上来，在供方群体里匀一匀再返还下去，说白了就是药品加成在供方群体中的再分配，群体多卖药，大家的好处自然也多。蔡教授认为，这一方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现在卫生部门提出一个好的措施，就是提高技术劳务收费价格，还技术劳动本身的价值，逐步取消药品加成。“‘劳务亏损卖药补’，既然劳务亏损，那就让劳务值钱嘛。”他告诉记者，前两年，我国的台湾已改为增设处方费，病人看病取药另付医生处方费40台币，如不需取药则只付诊疗费，不付处方费。“这样做的好处是，将医生的处方劳动和药价分开了，处方中开100元的药给付医生40台币，开5元钱的药也是给付40台币。这样，医生看病时就可以真正根据病人的病情开药，没有利益因素在里面搅。”
“不过，在现今医疗费用居高不下、尤其是红包、回扣等问题已造成恶劣影响的情况下，再提增加医疗费、医生的收入，老百姓恐怕意见会很大。”记者说。
蔡教授在此解释道：现在的情况基本是：小医院靠卖药，大医院靠卖材料如人工关节、血管支架等高质耗材。以胃切除手术为例：手术全部医疗费用是19000元，其中：技术劳务只有1150元，床位费是550多元，检查化验费是2300元，药费是8000多元，材料费是5000多元。“这个比例是不符合客观规律的，医生开刀需要培养多少年？在国外的医疗费用组成中，是知识值钱，技术值钱。而目前在我们国家是材料值钱，技术不值钱。”他说，“百姓在认识上有个误区：如果你提高床位的价格，病人会很反感，但如果你给病人打一支1000多元的针剂，他往往不知情，没反应。百姓看到的医德医风问题确实严重，但我们在此讲的是机制问题，机制问题解决了，引发道德问题的土壤才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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