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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厉打击毒品，将使吸毒者得不到清洁的针具，从而有可能扩散艾滋病毒；但提供针具，岂不是社会和政府对吸毒、甚至贩毒活动让步？
这个世界是复杂的，我们所面临的选项从来不是显著地好或坏。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是无奈的事情说起来吓人一跳，云南和广东省政府的有关部门将向艾滋病人提供毒品和毒品注射针具！很多人在疑惑：政府怎么能做这种事情呢？
政府可能不得不做这样的事情。这个世界是复杂的，我们所面临的选项从来不是显著地好或坏。两难困境几乎无所不在。我们不得不两好相权择其一，或者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是多么无奈的事情！
是否给妓女免费提供安全套，就是两害相权的问题，如何面对吸毒者也属于这样的问题。社会普通的道德观念认为，吸毒是不好的事情。政府打击毒品贩卖，禁止吸食毒品，似乎天经地义。
然而，艾滋病却动摇了这一天经地义的打击、禁止策略。比如在云南，艾滋病感染人群和发病人群呈逐年上升趋势，而这些感染者中，有90%是因为共用针具而产生的。广东也是这个比例。
从去年开始，云南省的一些医院尝试着为吸毒人员提供低价的清洁针具，今年施行的《云南省艾滋病防治办法》对此也予以认可。根据这一法规，政府设立的戒毒中心也会向吸毒人员免费提供毒品替代品美沙酮。
同时，有专家也建议，除了戒毒中心免费提供针具之外，也应开放针具市场。因为，大部分吸毒者不是因为没钱买针具，而是因为没有地方去买，或者害怕去买针具时被抓，因而共用针具。所以不如开放针具市场，使他们可以放心购买针具。
云南、广东的这些做法意味着，中国防治毒品的战略也许发生了重大变化。政府不再只是一味地打击、禁止，而在一定程度上为吸毒者提供某些方便。这一做法引起争论是很自然的。法律上的冲突倒在其次，主要的问题是，一般民众能否在心理上接受？
自上个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尤其是美国政府即开始严厉禁止、打击毒品，但自70年代以后，在经济学、尤其是在管制经济学圈子里，对这个问题争论不休。很多经济学家倾向于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政府严厉打击毒品的政策投入很大，却收益不彰。
据估计，最近几年，美国联邦、州和地方政府每年用于打击毒品交易的财政开支达到350亿美元，但流入美国的毒品数量似乎并未减少。由于供应增加，吸毒者人数并未下降，因而，毒品零售价格持续下滑，90年代末，可卡因的价格仅为80年代初的一半。
而毒品犯罪则似乎愈演愈烈。全美用于打击毒品的财政开支，大多数不是被用于预防和治疗吸毒者，而是用来抓捕毒品贩子和吸毒者。在被警察逮捕的犯罪嫌疑人中，每十个中就有一个与毒品有关。在美国监狱犯人中，每四人中就有一个与毒品有关。
更有学者指出，全面禁止、打击毒品耗费大量警力。而且，由于这种犯罪的性质，毒贩会不惜一切成本收买警察，导致警政腐败。电影上经常出现警察、毒贩相互勾结的情节，并不完全是虚构的。
因此，一些经济学家大胆提出惊世骇俗的建议：让毒品市场合法化。这样一来，毒品集团也会发展成为正规企业，形成一些有信誉的品牌，确保毒品卫生清洁；这些企业的税收则可用于毒品的预防和治疗；毒品进入药店合法零售，可以减少街头毒品犯罪；毒品价格下跌，也会减少吸毒者的负担，有利于家庭稳定。当然，不用再投入大量警力，也减少了纳税人的负担。
经济学家的论证仅仅是从特定学科得出的结论，而毒品涉及到复杂的道德、法律问题，人们所关注的并不仅仅是与此相关的成本收益的问题。因而，一般民众对于经济学家的结论将信将疑，立法者和行政当局则慢性地继续坚持现有政策。他们在民众的道德感与打击毒品有关的既得利益和打击的效果之间，犹疑不定。
尤其是艾滋病的出现和传播，将民众、立法、执法者置于一种更为直接的两难困境中：严厉打击毒品，将使吸毒者得不到清洁的针具，从而扩散艾滋病毒，这是谁也不愿看到的；但提供针具，岂不是社会和政府对吸毒、甚至贩毒活动让步？
不管怎样，自90年代以来，各国政府的毒品政策普遍地表现出了某种灵活性。比如，让包括大麻在内的“软”毒品市场合法化，向毒瘾复发者提供针具。
民众的道德感是可贵的，但如果吸毒者为了快感而愿意冒险，社会和政府有时也只能无奈妥协。社会和政府所能做的，是尽可能地控制他们的风险，或者给他们提供一种风险较小的替代品。这也算是一种理性的同情心吧。当然，这也可以看成最终有效解决问题前的一幕序曲。-(作者为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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