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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裕民：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学会副主任委员上海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
晨报：“告知疗法”是中国未来肿瘤治疗的发展趋势吗？ 何裕民：20世纪60－70年代以前，国内外医学界都采用保密协议医疗原则。80年代末90年代初，西方开始转为“实话实说”，而到现在，“告知疗法”已经非常盛行。但中国是否也适用这种方式值得商榷，因为中国人和西方人相比有着很大的区别：第一，西方有死亡宗教文化，而中国没有；第二，中国人的恐癌情结更厉害些；第三，发达国家肿瘤治疗水平、肿瘤病人的治愈率也比我们高。 晨报：那癌症病人的知情权如何保证呢？ 何裕民：在国家相关规定文件中的末句，“应当避免对患者产生不利后果。”这说明，知情权应该服从于生存权。所以，一切必须以病人的生存利益为前提。考虑到长期以来“生了癌就是死亡”的中国文化，现在推行国外的告知疗法，为时过早。若干年后，社会的恐癌现象逐渐消除，癌症治疗有效率提高了，那个时候，我觉得也许知情权可以放在第一位了。 晨报：您觉得现在推行“告知疗法”，会妨碍病人的生存权？ 何裕民：告诉你一件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其实，还远没到全盘告知的程度，只是意外的秘密泄露。本市一位65岁的女性得了胰腺癌，针对其病情和性格，我们没有告诉她任何情况，家人也同意，但后来治疗的情况非常好，原本的恶性肿瘤缩小了很多，但意外发生了。那天，她换了个医院，而且陪她去看病的亲属也刚巧换了，那个医生在看了片子后，很高兴地对她说，恭喜你呀，你的癌细胞很好地得到控制了，肿瘤已经缩成很小了。但自此以后，这位女士一下子崩溃了，无论家人还是医生再怎么劝慰，她一句都听不进了，4个月后，她在终日的抑郁中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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