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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对中国的威胁日益显露。在全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吴仪敲响了沉重的警钟：“目前，我国艾滋病疫情处于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大面积扩散的临界点，防治工作处于关键时期。”何以至此？卫生部副部长、国务院艾滋病防治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陇德向新闻 界坦陈——“疫情漏报瞒报情况严重。由于信息失真，给国家制定行为干预、患者医疗、经费投入、药物生产等相关政策造成很大困难”。 “疫情漏报瞒报情况严重”，这是非常明确而严厉的批评；给国家制定相关政策造成“很大困难”，说明带来了严重后果。而“关键时期”不容迟误。吴仪要求要“最大限度地发现感染者和患者，如实、及时、规范报告和公布疫情，对瞒报、漏报和迟报疫情的行为，要严肃追究责任”。那么，对这样“严重的后果”，如何“严肃追究责任”，则是“关键时期”不得不面对的事实。 吴仪此时指出的“关键时期”，是说我们处于一个“临界点”，在临界点的另一边，是普通人群面临大面积扩散的巨大的悲剧。如何才能不迈过这个临界点？或者最大限度地狙击它使它的危害降到最低，是摆在全社会面前的重大课题。要交好这个答卷，必须认真面对问题，充分总结教训。信息为什么失真，信息是如何失真的？“严重的”瞒报漏报迟报，多大程度导致决策困难？有多少人负责任，什么人应该负责任？疫情人命关天，把天灾的归天灾，是教训的留给自己，这是必要的科学态度。用吴仪的话说，是要“严肃追究责任”。其实，这是依法办事，是法治社会的要求，也是在以后防治工作中能否取得关键性成果的关键所在。 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想到那些长期以公民个人的名义主动深入病区救治艾滋病的可敬的人们，例如高耀洁和桂希恩。但他们都曾经受到过种种阻力和压力。目前，这些人渐渐获得来自政府的承认和荣誉。高耀洁、桂希恩等靠个人的力量一边排除阻力进行专业救助，一边向上级报告相关信息。我认为，吴仪和王陇德的讲话，一方面是对过去有关责任人的严厉的批评，同时也可以看作是对那些拓荒者的至高褒奖。 中国从来都不缺少深明大义和勇于担当的人。但是，面对艾滋病这样的大敌，并不是个别人的义举可以制胜的。它必须举国家之力，必须调动政府的组织力量，利用国家的政治意志，才能取得最大的胜利。因为只有政府才能掌握最丰富最可靠的社会资源，包括信息源、知识源、技术源和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所以，只有在政府的主导下，才能使全国上下一心，才能合理配置资源，才能使全社会的力量发挥到最大化最优化。 同时，要打赢对抗艾滋病的战争，就需要保持信息渠道的畅通。在这方面，需要我们以求真务实的态度去认真检讨。“信息失真”主要表现就是信息缺失，信息缺失是因为在源头上有人为的阻断。如果漏报和迟报可能是出于麻木无知，瞒报则具有故意的成分。人命关天，为什么有人敢于瞒报？无非是害怕负责。事实上无论在任何情况下，瞒报漏报和迟报疫情，都是极为可怕的惰性和毒瘤，都应该受到法律追究。 艾滋病不是突然到来的。如果说SARS是对我们面对疫情的“突击检查”，艾滋病则允许我们一边思考一边应对。从1985年我国报告第一例艾滋病，到今天这个“关键时期”，我们走过了将近20年时间。20年后的今天，我国的艾滋病疫情到底怎样？尽管有多种版本，而最权威的信息是，去年，我国进行的流行病学调查，其“初步分析结果”表明，现有艾滋病毒感染者约84万人。当前的严峻现实是，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均发现感染者。并且，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大面积扩散，局部病区已经面临发病和死亡高峰。 在防治艾滋病的“关键时期”不允许迟误。让我们从检讨信息失真开始，从“关键时期”开始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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